为了了结这场官司，洗刷公司的名声，公司慷慨地补偿每个孩子五万美元，再加上朗蒂的工资损失，赔偿总额为七十七万美元。
“这个数字不够，”莫迪凯道，“单为一个孩子我就能从陪审团那儿拿到这个数。”他们一下子瘫坐在椅子上。
他接着几乎对拉夫特精心准备的摘要中的每一点都提出了异议。他不管达拉斯或西雅图的陪审团是怎样判决的，也不管其可比性，他对奥马哈的法律程序也不感兴趣，他只知道怎样与华盛顿的陪审团打交道，这才是事情的关键。如果他们以为只花这点钱就能过关，那他该走了。
拉夫特在找莫迪凯话中的漏洞时，阿瑟重申了自己的立场。“这事好商量，”他忙不迭地说，“这事好商量。”
他们的调查摘要中有意避开了惩罚性损害赔偿，莫迪凯指明了这点。“一个富有公司的富有律师故意纵容非法的疏散行为，而这么做的直接后果是导致我的当事人被抛向街头，活活冻死，坦白说，先生们，这个案子难道不应科以惩罚性赔款吗？这里是华盛顿。”
“这里是华盛顿”只意味着一件事：黑人陪审团。
“我们可以商量，”阿瑟重复道，“你预想中的数字是多少？”
我们曾讨论过第一次的开价数，在诉状中我们索赔一千万，这个数字不是天价，否则的话赔偿额会高达四千万或五千万甚至一个亿。
“每人一百万。”莫迪凯道。他的话重重落在红木桌面上。坐在另一侧的人清清楚楚地听到了，但过了一会儿才反应过来。
“五百万？”拉夫特问，声音几不可闻。
“五百万，”莫迪凯大声道，“每个受害者一百万。”
四个人突然意识到手中拿着记事簿，每人都写下几行字。
过了一会儿，阿瑟重新分辩说我们的索赔理由并不完全站得住脚，天气的影响——暴风雪——是造成死亡的部分原因，随后是关于天气的一通长篇大论，莫迪凯打住话头道：“陪审团成员知道二月份还下雪，二月份仍很冷，二月份有暴风雪。”
在整个会谈中，只要他一提起陪审团，对方总有短暂的沉默。
“他们对庭审怕得要命。”他告诉我。
他对他们说，我们索赔的理由经得起他们的反驳。不管是出于蓄意而为，还是由于严重的疏忽，驱逐住户的行为终归发生了。我们的当事人被迫在二月里流落街头，无处藏身，这是可以预见的后果。他可以向任何地方的陪审团陈述这个极其简单的道理，但对华盛顿的正直的公民来说就更有说服力了。
在索赔上没占到上风，阿瑟转而打出了他们的王牌——我。具体说来就是我从钱斯的办公室窃取文件的行为，而且这种行为是明知故犯。他们的立场很强硬，他们愿意庭外和解，可对我的不道德行为却绝不放过。
“他们要怎样？”我问。
“吊销执照两年。”莫迪凯沉重地说。
我说不出话来。整整两年，没有商量的余地。
“我对他们说他们疯了，”他说，可是语气不如我期待的那样强硬，“绝对办不到。”
我还是无言以对，只是心里不断重复着：两年，两年。
他们在赔偿金额上又交锋了几次，但分歧太大，事实上他们什么协议也没达成，只是同意尽快再举行会谈。
莫迪凯最后交给他们一份即将起诉的马奎斯-迪斯诉状的复印件。诉状上列出了相同的三名被告，要求就他被非法驱逐出户赔偿微不足道的五万美金，莫迪凯向他们保证以后还有。我们的真实计划是每周起诉两件，直到所有的被驱逐人都得到赔偿。
“你准备把这个透露给报纸吗？”拉夫特问。
“为什么不？”莫迪凯道，“一经起诉它自然成为公共记录。”
“不错，不过，我们已经受够了媒体的攻击。”
“是你们先挑起事端的。”
“什么？”
“你们泄漏了迈克尔被捕的消息。”
“我们没有。”
“那么《邮报》上怎么会登出他的照片呢？”
阿瑟一句话就让拉夫特闭上了嘴。
我把自己一个人关在办公室，紧盯着墙一个小时才把事情理出个头绪来，公司愿意出一大笔钱来避免两件事：一是进一步的名誉损失；二是对簿公堂所引起的严重经济损失。如果我交出文件，他们就不追究我的刑事责任。一切都会画上圆满的句号，只是公司要惩罚我解解心头之恨。
在他们的心目中，我个仅是个叛徒，而且是整个事情的罪魁祸首。正是因为我才使他们深藏不露的丑事曝了光。让他们在公众面前丢脸就足以让他们恨我，而要让他们与心爱的美元作别则点燃了他们复仇的火焰。
我做这一切全凭内部情报，至少他们都是这样认为的。他们显然不知道赫克托在这件事中所起的作用。我偷走了文件，找到了我需要的全部证据，构想出这件诉讼。
我是犹大，我理解他们，尽管不无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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