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五一大早我正坐在办公桌前，以律师和社会工作者的双重身份愉快地开始工作，这时，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的阿瑟-雅各布斯突然出现在办公室门前。我愉快地招呼了他，同时心中暗白戒备，他在我对面的褐紫色椅子上坐了下来。他不要咖啡，只想跟我谈谈。
阿瑟遇到了难题，我被这个老人所讲的一切深深地吸引住了。
过去的几周是他五十六年的律师生涯中最艰难的日子。庭外和解并没有使他感到宽慰，公司在遭受了这个小挫折后又回到了正轨，但阿瑟发现自己难以成眠，他的合伙人犯下的大错导致了无辜的人身亡。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在朗蒂和她的四个孩子的死一事中永远洗刷不了自己的罪孽，不管它赔了多少钱。阿瑟怀疑自己能否彻底摆脱它的阴影。
我惊讶得说不出话来，所以只好听着，我希望莫迪凯也能听到他的话。
阿瑟正受着内心的煎熬，不久我就对他感到同情，他今年八十了，几年来一直在考虑退休，但现在却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他已厌倦了追逐金钱的生活。
“我的日子不多了。”他坦白道，我原来怀疑他会出席我的葬礼。
他对我们的事务所很感兴趣，我告诉他当初我是怎样误入其中的。它的历史有多长？他问道。有多少工作人员？经费来自何处？我们是怎样使它运行的？
他既然给了我机会，我就趁机进言。因为接下来的九个月我不能做法律工作，事务所决定让我实施一个新的慈善计划，利用本城大公司的律师来帮助穷人，他的公司恰巧是最大的，我考虑从他那里开始。志愿律师在我的指导下每周只需帮工几个小时，就能帮助数以千计的无家可归者。
阿瑟知道有这样的计划，但不甚确切，他有二十年没有从事过这种不计报酬的工作了，他遗憾地承认道，年轻人理当如此。我的主意真好。
但他喜欢这个主意，事实上，我们讨论的时间越长，计划就变得越大。几分钟后，他表明要让他公司的四百名律师全部参加，每周花几个小时帮助穷人，这看上去并无不妥。
“你能应付四百名律师吗？”他问。
“当然。”我答道，其实心中根本没底，但我的脑子飞速地转动着。“不过，我需要一些帮助。”我说。
“什么样的帮助？”他问。
“德雷克和斯威尼公司派一个全职的协调员怎么样？这个人将与我共同处理各方面的业务工作。坦率地说，贵公司出了四百名志愿者，也该有个代表。”
他掂量着这个建议，一切都是全新的，听上去又很有道理。我趁热打铁。
“我恰好知道一个合适的人选，”我说，“他不必是一名律师，一个好的律师帮办就能胜任。”
“谁？”他问。
“你记得赫克托-帕尔马这个人吗？”
“有点印象。”
“他在芝加哥分部，是从华盛顿调过去的。他在布雷登-钱斯手下工作，受到排挤。”
阿瑟极力在记忆中搜索这个名字，眼睛眯成了一条缝。我不清楚他对此事知道多少，但我怀疑他没说实话，他似乎陶醉在灵魂的自我净化过程中。
“受排挤？”他问。
“是啊，受排挤，他一直住在贝塞斯达，三个星期前他突然连夜搬走了，他因工作调动，快速转至芝加哥。他知道遣散的内幕，我怀疑钱斯想把他藏起来。”我出言谨慎，不打算违反与赫克托的秘密协定。
其实我大可不必，与往常一样阿瑟已听出了弦外之音。
“他原先在华盛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