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诚住在他的小酒馆里，那儿离功德林监狱近。
每当情绪泛滥成灾时，阿诚便往肚子里猛灌烈酒，还不到一年的时间里，酒馆里的存酒就被他喝了个干净。
阿诚起初不似明楼那般平静，在明楼刚被逮捕的时候，他只觉得恨，发了疯地恨，他恨透了世间万物，恨透了人性丑恶。
明楼是世界上最好的人，可那样好的一个人，却被自己的同胞残害得陷入那样的境地。
事已至此，他还能做什么？还能说什么？还能怎么平心静气地认为他们选择的路是对的！
被朋友背叛并不可怕，最可怕的，是被自己的信仰所背叛，所出卖。
后来酒喝的太多，心也被浇了个通透，阿诚反而渐渐平静下来。
他选择忽漠视一切的政治活动，不听，不问，不看。心甘情愿藏匿在市井百姓里，一心一意地等明楼出来。
没人知道他曾经的工作，没人知道他经历过什么，他们只知道，这个左手无名指戴着戒指的男人，终其一生，在等待自己的爱人。
十二年，很快的。
阿诚时常这样安慰自己。
阿诚彻底放弃了对明弋的寻找，树倒猢狲散，明楼的情报网，他是动用不到了。
仅仅靠他一个人的力量无异于大海捞针，而他现在也没多余的心思去找人了。
起初的两三年里，明楼除了日日在墙内听到阿诚的歌声外，其它的时间他几乎不会想起阿诚，是的，他不敢。
他强迫自己分散注意力，写的书稿堆满了狭小的牢房。
后来明楼实在写无可写，阿诚的嗓子也唱哑了。
思念就像鸦片一样，渗透骨髓，吞噬人心。
阿诚发现自己嗓子哑得不能再唱戏以后，他便每天提个凳子，坐在墙角拉京胡，还是同样的旋律，还是同样的心境。
就这样过了六年以后，程蝶衣实在看不过去，游说了阿诚好几天，才终于说动他，去一个中学做了老师。
阿诚也不是为了给程蝶衣面子，他只是觉得，等明楼出来的时候，他得让明楼看见自己活得像个人。
人一旦做起事来，生活就有了盼头，阿诚想着，只要将两批刚入学的孩子教到毕业，就能和明楼团聚了。
阿诚虽然在学校里授课，但每天放学后，他仍然会提着京胡去监狱外拉上几个小时，他相信明楼一定听得到。
阿诚是个八面玲珑的人，在什么样的位置做什么样的事，面对孩子，他可以是和蔼可亲的老师，
面对校长，他，可以是聪明能干的下属，独自一人时，他就是座冰山。
阿诚有很多面孔，这是他在新政府时训练出来的，可他现在唯独做不回自己，做不回在明楼面前的自己。
明楼不在，阿诚再也没有发自内心地笑过，他的情绪，他的小心思，被封印在层层面具之下，再也没有人能一眼看穿。
阿诚去当了老师，自然就不会按照从前的时间出现在墙外。
明楼连着好几天没有听见阿诚拉京胡的声音，以为他出了什么事，收不到外界的消息，明楼有些惶惶不得终日。
明楼担心阿诚，积郁成疾，以至于后来病发，被秘密送到医院住了几天。
中央出于人道主义，开始持续给明楼配药，控制他的病情，明楼究竟为什么会得精神分裂，他们内部的人比谁都清楚。
同情自然是有的，在党中央内部，明楼帮助过的人不在少数，可如今明楼头上有了那顶帽子，就算他们念及他的恩情，可又有谁，敢为他说上半句好话呢。
在医院住了五日，等到病情稳定后，明楼又在深夜被秘密送回了监狱。
当然，这些阿诚都是不知道的。
在学校待得久了，同僚们知道阿诚这么多年始终孤身一人，便开始关心起他的终身大事。
阿诚总是摸摸手上的戒指，带着淡笑回绝，说姑娘跟了他受委屈。
阿诚带的第二班孩子开始准备中考时，他在酒馆的镜子前照了又照，看着自己纸片一样的身体，阿诚决定给自己加餐。
他不想几个月后，明楼看见自己瘦骨嶙峋的样子。
可是阿诚大鱼大肉地吃了两个月，却再也补不回当年上海世家二少爷的样子。
一张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字报公布时，阿诚正在精心挑选迎接明楼时应该穿的衣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