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人为镜：
由于唐太宗鼓励进谏，并且能够虚心纳谏，因此贞观年间出现了一批敢于直谏的大臣，如王珪、魏徵、刘洎、褚遂良等，形成了以进谏为忠的风气。在众多的谏臣中，最著名的是魏徵。
魏徵字玄城，钜鹿曲城人，隋末参加李密领导的瓦岗军，曾任窦建德的起居舍人，窦建德兵败之后，入唐任太子洗马。玄武门之变前，魏徵曾建议李建成尽量培植自己的力量，及早除掉李世民。
玄武门之变后，有人向李世民告发了魏徵策划杀他的事。李世民便把他找来，板着脸问道：“你为什么在我们兄弟之间挑拨是非？”魏徵神色自如地回答说：“要是皇太子早听我的话，就不会发生今天的事了！”左右大臣都替魏徵捏了把汗，没想李世民竟然转怒为喜。他觉得魏徵很正直，就任命他做了谏议大夫。于是魏徵开始参与朝政的一些重大决策，后一度拜相任侍中，封郑国公，成为唐太宗的得力助手。魏徵不但有卓越的文治武功，而且还有一套系统的政治思想。他总结了历代治国安邦之道，其功绩在中国古代史上是不可比拟的。
魏徵以讽谏出名，被誉为“前代诤臣一人而已”。他曾多次谏止太宗意气用事，有时甚至令太宗下不了台。魏徵还注重提醒太宗要防微杜渐，善始善终。魏徵前后陈谏200余事，曾有“兼听则明，偏听则暗”、“君好比舟，民好比水，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等著名的政治谏言。
公元626年，唐太宗派人征兵。有大臣建议说：有些16岁以上男孩，虽然不满18岁，可长得身材高大，也应该让他们当兵打仗。唐太宗同意了。但是魏徵扣住诏书不发。唐太宗催了几次魏徵就是不发。唐太宗气得火冒三丈，对魏徵说道：“你好大的胆子！竟然敢扣住我的诏书不发？”魏徵不慌不忙地说：“我不赞成您这样做！军队强大不强大，不在于人多人少，而在于用兵得法。好比湖里的鱼和水，您把水弄干了，可以捉到很多鱼，但是到明年湖中就无鱼可捞了。如果把那些不到18岁的男子都征来当兵，以后还到哪里征兵呢？”唐太宗虽觉得有理，可就是不服气。魏徵也生气了，不顾一切地说：“陛下，您已经好几次说话不算数、失信于民了！”魏徵一席话，说得唐太宗哑口无言。他别扭了好半天，才老老实实承认了自己的错误。于是又重新下了一道诏书，免征不到18岁的男子。
公元628年，通事舍人郑仁基的女儿年满16岁，花容月貌，长孙皇后得知后，请求太宗召此女入宫，聘为九华。当时诏书已经发出，只是还未派出册封的使者，魏徵得知此女已许给了陆氏，于是忙向太宗进谏。太宗听后，立即以手诏回答魏徵，并表示自责，下令将郑氏女归还旧夫。
由于魏徵敢于犯颜直谏，所以太宗在魏徵面前非常注意约束自己的言行。有一次，唐太宗要去南山巡游，车马都已准备了，却又改变主意不去了，魏徵问唐太宗何故，唐太宗笑着回答说：“本来是打算去，后来怕你不高兴，所以就不去了。”还有一次，唐太宗在御花园中玩弄一只新得的鹞鹰，正玩得尽兴，看见魏徵远远走来，太宗忙把鹞鹰藏在怀里。其实魏徵早就看见了，于是故意把汇报时间拖长。等魏徵走后，唐太宗发现鹞鹰已经闷死了。还有一次，唐太宗去洛阳巡视，中途在昭仁宫（今河南寿安）休息，他对用膳安排不周大发脾气。魏徵当面批评唐太宗说：“隋炀帝就是因为常常为百姓不献食物而发火，或者嫌进献的食物不精美，使百姓背上沉重的负担而灭亡了，陛下应该从中吸取教训。如能知足，今天这样的食物陛下就应该满意了；如果贪得无厌，即使食物再好一万倍，也不会满足。”唐太宗听后不觉一惊，说：“若不是你提醒，恐怕我就难得听到这样中肯的话了。”
公元643年，63岁的魏徵得了重病。唐太宗不断派人前去探视他的病情。这一天，唐太宗听说魏徵兵危，急忙领着皇太子，亲自到他府里去看望。唐太宗难过地问魏徵：“您还有什么话要说么？”魏徵用微弱的声音说：“我最担心的就是国家的危亡啊（文言是居安思危）！”唐太宗边听边点头，表示一定记住他的话。几天以后，魏徵病死了。唐太宗十分悲痛，亲自为他撰写了墓碑的碑文。此后，他还时常怀念魏徵。有一次，唐太宗在朝堂上对大臣们说：“用铜做镜子，可以整理衣帽；用历史做镜子，可以知道兴亡的道理；用人做镜子，可以明白自己的过失。我常常拿这三面镜子来检察自己的得失。如今魏徵去世了，我就少了一面镜子啊！”
魏徵的忠言直谏和唐太宗的虚心纳谏，使唐朝出现了繁荣的局面，形成了后世历史学家称赞的“贞观之治”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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贞观之治：
从公元627年～649年，这段时间是唐太宗统治的时期。在这期间，封建统治较为开明，经济发展迅速，社会秩序稳定，历史上把这段时期称为“贞观之治”
唐太宗经历了隋末农民战争，目睹了强大的隋朝怎样在农民起义的打击中分崩离析，因此他时时注意以隋朝的灭亡为教训，十分重视人民的力量。他常常说：“君好比舟，民好比水，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因为有了这种认识，唐统治者为了实现长治久安，不得不对人民作出一些让步。
在经济上，唐太宗继续实行均田制。均田制规定：凡18岁以上的男子，分给口分田80亩，永业田20亩。口分田在农民死后要归还国家，由国家另行分配；永业田则归农民所有，可以买卖或传给子孙。与均田制相适应的赋役制度是租庸调制。租是指每年纳粟二石；庸指每年服役20天，可以让农民纳绢代役；调是指每年纳绢二丈、棉三两或布二丈五尺、麻三斤。唐太宗对租庸调制没有进行重大改革，但是在即位后实行了轻徭薄赋的政策，减轻农民负担。他尽量减少徭役的征发，即使非征不可的徭役也多在农闲时征发。如公元631年，皇太子承乾年满13岁，需要举行加冠典礼，这样要征发各地的府兵作为仪仗队。唐太宗认为当时正是农忙的季节，不应该影响正常农事，于是下诏将冠礼改在秋后农闲时举行。
唐太宗还有重视兴修水利，朝廷设有专门的官员以“掌天下川渎陂池之政令”，另外还命各地兴修水利。他还经常派使者到各地考察官吏，劝课农桑。
在政治上，唐太宗总结了前代的经验教训，对三省六部制进行了适当变革。唐代时的三省是指尚书省、中书省、门下省。尚书省是执行政令的最高行政机关，尚书省下设有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尚书省的早高长官是尚书令，因为李世民曾任尚书令。为了避讳，便以左右仆射作为尚书省的最高长官。中书省主要管理军国大事的审议和决定，负责进奏章表、草拟治敕等，因而有“中书出诏令”之说，其最高长官是中书令。门下省的职责是对中书省的决议进行审查，不同意的可以驳回，其长官是侍中。三省六部制的实行巩固了中央集权，行政效率明显提高。也正是因为依靠三省六部制，唐太宗的政令才能畅通。
在地方上，唐实行州县制，设刺史和令为州、县长官。唐太宗十分注重地方官吏的选拔，常把刺史的名字写在寝宫的屏风上，并在每个人的名字下记录他的政绩，以决定奖惩。唐太宗规定，县令须有五品以上的中央官员保举，各州刺史必须由皇帝选拔任命。
为了选拔人才，他还确立了完整的科举制度。科举制度为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参与政权提供了机会。唐代科举制已实行分科，其中以进士科最重要。有一次，唐太宗在金殿端门俯视新科进士鱼贯而入的盛况，得意地说：“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
在文化教育上，唐太宗尊崇儒学。从贞观二年开始以孔子为先圣，在国学中设置庙堂，以备祀典，并下令各州县都置孔子庙。为培养更多通晓儒学的士人，唐太宗大力兴办学校。在朝廷设国子监、弘文馆、崇文馆，在地方设京都学及府、州、县学。国子监规模很大，曾有8000多学生。
唐太宗还十分重视历史的借鉴作用，他曾说：“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因此，在贞观年间，史书编纂取得了重要的成就，编了晋、梁、陈、北齐、北周、隋等朝的史书。除此之外，还开始编修国史。
在个人方面，唐太宗提倡节俭，并以身作则。唐太宗即位后，没有大兴土木建造新的宫殿，而是住在隋朝时建造的已破旧的宫殿里。公元628年秋天，大臣们想为唐太宗造一座楼阁，但是当年发生了天灾，于是唐太宗便把这件事阻止了。在建造自己的陵寝时，唐太宗亲自制定规格：以山为陵，能放得下棺材即可。
经过唐太宗的励精图治，唐朝出了政治清明、社会安定、经济发展、文化繁荣的局面。犯罪的人也大大减少了，有一年，全国仅有29人被判死刑。天下百姓路不拾遗、夜不闭户，民风淳朴，呈现了太平盛世的景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