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吃过烤包谷没？”马碎牛问。
“没有。我连咋样烤都想象不来。”赵俊良回答。
“简单的很，”马碎牛说：“扯些干麦草和剁成节节的湿包谷杆掺到一着，再把带皮的包谷塞进去，外边再用湿包谷杆一围就不用管了。等烟散了火灭了就把包谷拿出来，剥去外皮就可以吃了。”
秃子补充道：“你要想吃嫩一点的，就是碎牛说的那办法；你要想吃更香、更窜、还带着火色的，那就把包谷的外皮剥去一些，只剩下一两页，这样烤出来就黄亮黄亮的，还有一些香气——我喜欢这样吃。”
狗娃说：“你俩说的都不是最香的。我觉得拿一个树股子把包谷穿个糖葫芦，用手转着在火上烤，又能看火色、又能闻香气，那才吃着香。”
明明只是笑。怀庆问他：“明明，你说咋样吃着香？”
明明露出一口白牙，说：“饿了吃着香。”
马碎牛说：“连明明都学坏了，说话也不老实了。烤包谷虽然香，但我听说还没有烤红薯好吃。”
赵俊良说：“我以前在城里吃过烤红薯，又甜又面；啊，真好吃。”
怀庆感慨地说：“今年各队都种了红薯，这还得感谢大队长。要不是他坚持让各队试种，恐怕只有四队一家种这东西。”
明明接茬说：“这也难怪。谁也没种过，万一没收成，社员挨饿不说，公粮咋办？拿啥交呢？咱这一村人咋活？——大队长这个险可冒的大了！可惜咱成天都在说大队长的坏话。”
“这就是老年人说的：‘少年不知当家难。’”怀庆感慨地说。
“看来我们也是秋后的蚂蚱，既没经过冬、也没见过夏。”马碎牛难得一见地做着自我批评。
秃子说：“听说一个人可以分二百多斤红薯呢！我家要分八百多斤，这一下不会再挨饿了。”
马碎牛十分佩服地说：“四队队长马家富真是个能人！跑到县上农科所问人家啥东西产量高，人家告诉他红薯产量最高，他连见都没见过红薯啥样，也不知道咋种，胆正的当即就购买了红薯秧子，顺便从农科所请来个技术员，给人家又上纸烟又上猪头肉；管吃管住、跟前跟后，三锤两梆子就把红薯栽到了地里，真是好胆色！”马碎牛忽然想起了什么，对赵俊良说：“我刚才到你家去时，你爷你奶奶正在整理红薯，看堆堆，你家起码也分了五百多斤。”
赵俊良高兴地说：“太好了，我可以不挨饿了。”
马碎牛说：“这二年也把我饿怕了——”忽然看见泉娃远远地过来了，马上站了起来，对着泉娃大声喊：“泉娃子，俊良跟我吃饭去了，肯定回来的晚；你是老社员，不要等他，自己安心看场。”说完，也不管泉娃是否听清楚了，拉上赵俊良就向南走。
赵俊良奇怪地问他：“泉娃叔都四十多岁了，你咋把人家叫泉娃子？”
“谁让他家祖祖辈辈都是富农？！狗日一代比一代结婚早，家里的辈分就多了层层。到了现在，他比我要低两辈呢！还有洋娃和死了的海娃也比我低两辈。只要他在马跑泉住、只要他姓马，只要他名字里带水，他就得把我叫爷！”
赵俊良终于明白为什么马碎牛在七月七埋海娃那天放肆地有些离谱，除过不明底细的执事以外，送葬的队伍里居然没有一个人出来干涉。但他还是怀疑地问：“那人家到底把你叫爷不叫吗？”
马碎牛气愤而气馁：“要不为啥说人心都瞎透了！这些水字辈的见了他爷都是白搭话。他不叫爷我不怕，我和他们说话时提醒他，给他名字后边加上一个‘子’字，多少也能出口气。”
“不管年龄多大你都加‘子’字？”
“那当然！”马碎牛理直气壮地说：“我见了泉娃他大也是叫‘槐娃子’——他大是木字辈的，叫槐身。”
“他大多大了？”
“六十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