瘦小枯干的他干起背煤这种活，实在力不从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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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里的复课闹革命进行了几个月之后，很快便陷入了无课可讲的境地。旧有的教材全是封、资、修的大毒草，无产阶级的新教材又没能编出来，让学生们整天在教室里念报纸或在操场上走正步，尽管在世界范围内都属于独创，但却很难长期维系下去。这时，及时雨般的最高指示发布了，学生们要在批判资产阶级的同时学工、学农，到工厂去，到农村去。最高指示再一次在关键时刻，为教育革命指明了方向。几乎是在一夜之间，所有的学校都闻风而动，纷纷命令老师们带领着学生来到了工厂、农村，在那里与工人、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接受教育，改造思想，练就一身成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本领。
你和黄方所在的学校，在文革中始终是先进典型，这次当然不能落后。校方很快便与当时北京周边最为贫困的门头沟山区联系妥当，雄心勃勃地安排两个年级约六百名学生，到那里进行长达半年的学农活动，以检验教育革命的成果。你和黄方荣幸地在其中的一个年级里。此举在当时的北京、在其他学校的学农或学工活动一般都没有超过半月或一个月时间的衬托下，无疑是一种壮举，一种彻底革命的行动。
从窑口到掌子面的通道，约有一百五十多米长，你和黄方每天都要背着百十来斤的煤篓，上下几十个来回。通道又窄又陡，仅能容一个人爬过，根本无法直起身来。当村里找到校方，说窑里的人手不够，希望能派上几名身体比较强壮的同学到窑里劳动时，“耗子”毫不犹豫地推荐了你和黄方。几天下来，你们累得苦不堪言，到了晚上，黄方连炕都爬不上去。你曾壮着胆子找到“耗子”，对她说，黄方累得实在顶不住了，能不能再找个人替换他。“耗子”听后冷笑了一声，说，“刚这么两天就顶不住了，贫下中农们在窑里干了一辈子，不是也顶过来了吗，叫你们向贫下中农学习，就是要学习这个，学习他们的吃苦精神。”没有办法，你只好在每天的劳动中，尽自己所能地帮助黄方。
你再一次进到窑里，四肢并用地向深处爬去。不一会儿，你看到了正在艰难地向上爬着的黄方。“停那儿别动了，”你说，“来，给我。”
“我没事儿。”黄方说。
“快给我吧。”你不由分说地将黄方身上的背篓挪到了自己身上。
你们一前一后地爬出窑口，不约而同地打了个寒战。虽说时值隆冬三九，但因为窑底下很热，还要干活，再加上窑里到处都是湿漉漉的，头上脚下都是水，所以你们穿的都是单衣单裤，一天到晚浑身上下总是湿的，像刚从水里捞出来似的。
“抽根烟吧。”你递给了黄方一支烟，握手牌的，是村里小卖部能够买到的最便宜的香烟。窑里的贫下中农们都抽烟。大顺哥和臭小子还时常念叨着一句顺口溜：爬上窑来抽口烟，解乏解累解心酸。
你们俩找了个背风朝阳的地方坐下，靠在一堆荆条上抽着烟。远处望去，可以看见沟对面的山坡上，你们的同班同学们正在那里懒洋洋地修着梯田。几名女生，都是部队大院里的孩子，正围在一颗大树下捡着黑枣，“耗子”从来不敢管她们。在窑口的不远处，便是一条蜿蜒崎岖的山路，几天前你们俩为村里死去的一位老贫农抬棺材时，走的就是这条路。那天，生产队长找到“耗子”，说是要找上两名同学帮助村里为一位死去的老贫农送葬，“耗子”也是不加思索地就派了你们俩人去。山路上，你们俩和村里的六名小伙子抬着几百斤重的棺材向山下走去。有很长一段路，你们俩都是跪在地上蹭下山坡的，你们的肩膀从没有担负过如此重量。每跪下一次，黄方就骂上“耗子”一句，像是只有这样，才能有力气坚持下去似的。
“下窑去吧，”你踩灭了烟头，重又背上煤篓，“你没看见‘耗子’又盯着咱俩呐吗。”
“我现在就饿了，”黄方跟在你身后爬进窑里。“听说晚上又吃‘忆苦饭’，那东西是人吃的吗？”
“这话你可别上外边嚷去，”你说，“这话要是让‘耗子’听见，非得开你的批斗会不可。”
“那我可就惨了，”黄方说，“咱们今后这几个月可怎么活呀！”
“赶上咱俩的时候，你就多骂她几句，”你说，“你一骂她，我就觉得浑身是劲。”
“行，那我以后就多骂她几回。”黄说笑着说，“怎么难听，怎么解气就怎么骂。”
吃过晚饭，黄方就把你叫出屋来。班上的男生都住在生产队的库房里。库房里，一半是粮食，一半是你们用麦秸铺成的地铺。
“离开会还有一会呢，”黄方诡秘地笑着，说，“咱们溜溜去。”
你们顺着山路，向后山走去。
暮色中，几缕炊烟从沟底升起。你们肩并肩坐在山顶一块向前突出的巨石上，向远处眺望着。你们的脚下，是一大片茂密的松林，晚风吹过，松林发出阵阵撼人心魄的松涛声。“呼……呼……”，巨大的声响久久地在山谷间回荡着。
“给你。”黄方变戏法儿似的从怀里掏出一袋饼干递给你。
沉默的钟楼15（2）
“哪儿来的？”你边问边迫不及待地拿起饼干吃着。
“刚买的，在村里的小卖部里。”
“有人看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