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很江湖的情节是：当在四川交结甚广的魏群连夜筹集了七百万现金抱着狂奔向转让现场时，被告知，“解散了”，他如何痴痴地想———怎么江湖就变得这么古怪呢？
当大巴车载着最后一批冠城队员离开盛产“米花粮”的蒲江县城驶向成都市区后，宣告“死魂灵”终于没能起死回生。几个月来的窒息却突然感到一丝宽松——终于完事儿了。
耳畔传响着辽足究竟能不能打中超的烦絮，不仅四川，而且中国，人们看来更需要的是生活本身，而不是被欧美人视为生活一部分的足球。
走了也好，该死的终会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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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超，只是一次克隆
1994年4月17日，四川队主教练余东风率队参加了首次甲a联赛开幕战，在那场袍哥式的英勇比赛中，1比1逼平不可一世的辽宁队。
2004年5月15日，重庆队主教练余东风即将率队参加首次中超联赛开幕战，在谢霆锋的《快，我爱中超》中，过程不详，结果未卜。
1994～2004，时间是一种庄严的积累，也可能是一种草率的媾合。十年之间发生了很多事情，似乎什么也没发生，脂肪肝的余东风酒量减了一半，一脸阴沉的王俊生头发秃了一半，然后换成了一嘴大话的阎世铎。
什么是“中超”？中超像个突然闯入虚拟空间的黑客，在我们于概念于情感没有完全消化它的时候就被迫面对被迫阅读，至少1/2的中国观众没有看懂《黑客帝国》，至少2/3中国球迷没有接纳“中超”——但演出开始了，请对号入座。
很难产生1994年初春那样的历史感，当我们挥手告别一段纠缠不清的旧式生活后，却没有一段清新的激情聊以填补，就像一场宿醉之后，有点上头，有点迷惘，有点不靠谱，谢天王唱——“快，我爱中超”，耳畔却响起柳三变“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
生活充满悖论，足球充满矛盾，杨一民说中超“三不同”是准许入机制不同，管理机制不同，包装不同。但“中超”之于“甲a”只是一次名称不同的愚蠢克隆，只是发育时从两个平舌音变成翘舌音，只是把柴禾妞“翠花”改成了染了黄发的“丽娜”。如此而已。
但就像画面上这颗沉重的印章，历史可以用一种强奸的方式印刻，当“公元2004年5月15日——首届中超开幕”这样的方方正正地盖在某一期的封面，多年以后谁敢否认多年以前那个事件未曾发生？哪怕玩笑，哪怕强暴，也是构成历史的真实元素。
过去的十年让我们已面对很多，未来的十年，我们还要面对更多，从“保卫成都”到“3号隋波”到“龚建平案”，从“京沪情仇”到“川渝恩怨”到“上海德比”到“派系之争”……从5月16日，我们在面对新的生活之前首先要有面对新的考验的足够勇气。
对于2004年5月16日的提问是——你准备好应对考验甚至灾难的勇气了吗？你能确信这两个由玉玺印刻而成的“中超”字样是万古长存还是早早夭亡吗？
在书写上“中超”这两个字时我们甚至没有一点崇高的意味，只是觉得历史给中国足球山一般的压力——是一次希望在前的长征，还是注定绝望的亡命天涯？就像十年前，袍哥余东风怎么也不会想到十年后他会率队打又一场开幕战，就像十年前，人事处处长阎世铎怎么也不会想到十年后他会开创一个命运未卜的纪元。
让“短命中超”在天津卫球迷对阎掌门排山倒海的“嘘”中开始吧，随便多么猝不及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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丢手绢——民主的游戏
拎着那枚黑皮包，疯狂游走于从五棵松“亚泰饭店”至龙潭湖丙三号塞车公路上的刘玉明，很像拎着一只黑匣子试图揭露空难真相的幸存者，或者干脆就是拎着一包黑色炸药要颠覆现实规则的莽汉，凭空吼叫着：“我要一直干到底！”
北京的春天清冽而干燥，这使得不断说话不断咆哮不断接听手机的刘玉明像个春天最脱水的一头动物，他没有被疲惫击倒的原因是他坚信自己会赢，当他顽强地向我翻开一页又一页文件、证据时，他的执迷不悟有一种绝望的震撼。
抓住假证？抓住辽足刻的那枚萝卜章？但亚泰不能将辽足拉下马，刘玉明不能让足协斩断裙带——不是所有的汉子都能赢得比赛，至少这一次不会，因为我们无可救药地碰上了一对冤孽挡在路上，一头是“行规”，一头叫“法律”，而在中国足协这个中庸的政治支点作用下，这场民主投票最终成为“丢手绢”游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