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寿桃
第二次谈话开始了。这次他没有抢先“发言”，以免陷入被动。他接受了第一次的教训。他事先做了充分的应对准备，等着办案人员询问他，然后一一给予回答，那回答将是巧妙而严密的，把所有的提问拒之门外。摆上羊角士，不怕马来将。到这时他已不是认识问题，而是态度问题了。第一次谈话他还是认识问题，说与不说是感到拿不准，还很痛苦。这次他没有痛苦了，态度非常坚决，是准备对抗和战斗了。
办案人员决定满足他的求战心理。他们问：“说说你与私营企业老板刘宝印的关系。”
他马上承认有关系，并且收了他一些钱物，但事后都由他女婿跟刘宝印结清了。女婿和女儿已经跑到外国去了，没有办法找来对证。
他知道刘宝印早就进去了，也知道刘宝印会说的，但让女婿跟他结清不就完了吗？
他认为这个回答和解释是最佳的，是全国通用粮票，在一般的谈话或生活会上，是很认的：原来已经结清了，那就没事了，解释清楚不就行了嘛！
然而，这是在专案组。粮票不行，要粮食，要现金，要存折，要卡，要美元，要手表，要金寿桃……
（bsp;除了粮食，其余种种都是老慕经常过手的东西，他再说自己本来并不在乎这些东西，也不能否定他熟悉并拥有这些东西的事实。
当办案人员向他做了上述物品的少许提示之后，他明白是怎么一回事了，原来专案组已经掌握了不少证据，刚才向办案人员直视过去的目光，现在拐了个弯儿，又折回来了。
他感到人生的确就是一场游戏。
此刻，他正在跟这些年轻人做着费力不讨好的游戏。
他以前的所谓生活、所谓交往，不也是在更大的范围内所做的一种游戏吗？他并没有违反游戏规则，却把游戏演砸了。
金寿桃，这可能是最不值钱的玩艺了，才5888元，但留给他的印象却最为深刻，因为这是刘宝印给梅花的，在沈阳某个宾馆里给的，金光耀眼的一个大寿桃，作为他们结婚一周年的纪念品，真是再好不过了。
手表，多了。你要那么多手表干什么呢？名表。名表又能怎么样？值钱。难道你的钱还少吗？他无法解释。他很被动。他实在是对那些美丽而价值连城的表，看都没有看上几眼，就扔进抽屉里不管了。但是它们在这场游戏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手表是很冠冕堂皇的，能登大雅之堂，不像红包只能在没有人的场合偷偷摸摸地塞。所以它很走红，可以在豪华饭店的高级雅间里献上来，把气氛整得很浓烈，使收受者特别威风和舒服。在北京王府饭店，他接受了刘宝印赠送的价值7万元的“百达菲丽”名表一块。在沈阳某商贸大厦，又接受了夏任凡赠送的还是“百达菲丽”名表一块，只是价值9万元。同样在沈阳某大酒店，又接受了某人赠送的“劳力士”手表一块，价值16万元。把钱变成表，显得很文明。我们生活在一个文明的社会里。我们有很多办法，用美丽的东西来掩盖赤裸的欲望。
市长是欲望之泉，人人都来开掘。他无处遁逃，他别无选择。
他说：“可以这样讲，许多人，他们用不断满足自己的欲望，通过各种手段，用钱来把我淹没掉了。”
当然，他也有欲望，但他的欲望绝不是几块名表，更不是金寿桃，也不是钱。他的欲望很大，很大……
但是不幸得很，现在只能用钱来衡量他的欲望了。于是，他成了一个大贪官。
在那个坐起来跟记者长谈的夏天，他已经心静如水，不急于为自己辩解了，他只是想跟人们坦诚交流。
他心平气和地说：“为什么弄那么多钱，我自己也很奇怪，我怎么弄这么多钱？现在我也很难做出一个完美的解释。你也不缺钱花啊，共产党对你也不薄，各种待遇都有，什么都很方便，你为什么还要跟人家收那么多钱？我现在有一个想法，也可能是完全错误的，但我想把它讲出来，错了大家批判。我当时收这些钱，实际上我并不需要钱，但是我需要情，我需要干部对我的尊重，对我的认可和理解，而这比干部给我个万儿八千的要好。所以我看重的是情，而不是钱。没有说给得多的就好，表扬几句，给得少的就不好，就批评几句，没有。谁给钱我都觉得他们是对我工作的认可，是一种支持，一种信任，是一种对我的肯定。我错误地把这些东西归纳到这样一个点上，所以给钱我就接着，我不觉得他是贿赂我。”
当然，这不仅是错了，而且是一种很难让人理解的想法和行为。但是，他说这是真的。
在辽沈大地上有一个康平县，非常的贫困，连走进慕家大门的县领导也很土气的样子。他们是来干什么的呢？不会是也来送钱的吧？他们是来干正经事的，找市长商量如何尽快脱贫致富。慕绥新过去也在县里干过，在海城县当过县长嘛，所以跟康平县的几个“土领导”很谈得来。开始那几个年轻领导还很拘谨，虽然在下面都是“县太爷”，但在慕市长面前就是小学生了。不过，谈着谈着，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