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我的改变并没有得到良好的反馈——导演依然对我怀恨在心，而他那些铁杆儿追随者们也依然象躲避瘟神一样对我避之不及。有些胆大的甚至开始公然对我冷言冷语，那架势好象我上辈子就曾经玷污了他家的女人……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几个藏族场工却早已把我当成了“自己人”。负责给组里送奶茶的老大爷不仅开始夸我“象个藏族小伙子”，还偷偷塞给我一大块酥油，嘱咐我每天抹一些在嘴唇上就可以避免象“导演那些人”一样，因嘴唇长期爆裂出血而常常被人怀疑刚偷吃了牧民家的牲口。几个年轻的小伙子则开始主动给我推荐哪个牧民家的女孩子漂亮，甚至主动请缨要带我去“爬帐篷”……
我想，也许最初的“阶级”就是这样产生的。
剧组里对于我的处境一直持同情态度的只有刘柏生和徐淼俩个人。刘柏生顶着导演的冷眼和暗示，时常会帮我解决一些具体问题；而徐淼则坚持在每一个公开场合坐在我身边。
我和导演吵架后的第三天，剧组完成了在康定的拍摄任务。转场前的联欢会上，徐淼不断地约我跳舞。我不知道她这么做是出于对我的好感，还是想籍此摆脱导演的纠缠。总之那天晚上，我一直觉得很幸福……
徐淼1
对徐淼最初的好感缘于她拒绝与导演同乘一辆车。
谁都知道，在剧组里随时随地都会有那些不惜“舍身取义”的年轻女演员愿意与导演“同甘共苦”。做为组里无可争议的“女一号”，能够断然拒绝导演的示好实在不是件容易的事。因此从进驻高原的第一天开始，我便对徐淼一直心存敬畏。
到高原后，徐淼出现了比较严重的高原反应，每次吃饭时总是看着饭菜唉声叹气、愁眉不展。剧组里几乎所有的男性成员都各自用不同的方式对她表达了人道主义关怀。由于缺乏足够的自信，我并没有加入这个慰问的洪流。只是一次偶然的机会，她坐到了我身边，于是我便敦促她无论如何也要吃东西，并且几乎是硬逼着她喝下了一碗豌豆尖汤。从那之后，徐淼开始吃东西，而且只要条件允许，她便会坐在我的身边……
后来随着拍摄工作的展开，我又被指定帮她打绑腿，这样一来二去大家便很快熟络起来。
拍摄的间隙，大家偶尔也会坐在一起说笑。在我眼里，徐淼是个过于成熟、优越的女人。和她讲话时我总是会莫名其妙地感到紧张，更没有勇气去打探她的私人细节。我对她的了解都是通过她的自我陈述，而她本人似乎又不是那种喜欢张扬表现的人。因此除了知道她大我五岁、已婚、大学里的专业是编剧之外，我对她几乎一无所知。至于她对我的“刮目相看”是不是因为那一碗豌豆尖汤，更是自始至终都不得而知。
一九九六年十月十二日，剧组转场到了红原。
我也迎来了职业生涯的一次转机——出于拍摄需要，剧组租用了当地牧民的两匹马。做为组里的“道具师”，我自然对这两匹马负有管理责任。这正好给了我一个展示特长的机会——因为早在大学那次青海写生时，我就学会了骑马。
为了不影响拍摄，每天早晨我总要提前出发，和马主人十六岁的小女儿央宗一起把马骑到外景地。然后再艰难地骑在马屁股上，帮其它部门的工作人员把那些笨重的器材驮到汽车到不了的拍摄现场。当然，有时也包括我们“多愁多病”的导演和那位娇滴滴的女演员。
骑马屁股对于初学骑马的人来说应该属于有难度的动作。因为马的屁股和脊背虽然相距不足咫尺之遥，骑上去的感受则是天壤之别——马的背部是它在运动中相对最稳定的部位，而马的屁股则会随着它行走的节奏不停地摇摆起伏。因此，坐在上面的人屁股就会被马的两个髋关节分批次地顶起——如果碰到那匹马发育良好，屁股饱满、圆润，尚且可以忍受；如果摊上一匹营养不良、瘦骨嶙峋的老马，那骑在上面的感受无异于坐在双缸发动机此起彼伏的活塞上一般痛苦难当。
我们的马主是个精明的男人，他租给我们的马自然也不会十分强壮。所以每天至少两次，我的屁股都要经受这种痛苦的煎熬……
除了这样的义务劳动，我还同时做起了替身演员——
按照剧情的要求，由导演亲自出演的“大反派”需要有一些骑马的镜头。而我们的费导虽然精通“非人类语言”，却并不懂得骑马。如果没有别人的帮助，他甚至不能自己爬上马背。当地的藏民们虽然骑术精良，却又很难理解导演的拍摄意图，因此我几乎是别无选择地成了导演“替身”的不二人选。
这也许是导演不得不开始和我讲话的一个重要原因。除此之外，他也许已经意识到，如果没有我的帮助，他就得每天和大家一起徒步穿越将近一公里的草甸子才能到达拍摄现场。而这么做除了危险之外，也明显不附和他那与众不同的高贵身份……
我就这样在两匹老马的帮助下重新树立了自己的威信。由于导演态度的转变，原先对我敬而远之的几个人也渐渐开始热情亲切起来；那些时常接受我帮助的工作人员更是把我当成了亲人；而徐淼对我的关注也是与日俱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