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了民心，也为日后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铺平了道路。
西安事变，使国共对话迈上了新台阶，事变结束后，蒋介石带着联共抗日的口头承诺被放回了南京。
1937年早春，几条接踵而来的捎息掠过冰雪覆盖的中国大地，撩得人心沸腾，中国任人欺凌的沉沉死气的局面大为改观，人们都在猜测着中国会迎来一个什么样的局面。
1937年2月，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提前召开。会议商计的核心问题是今后对中国共产党和对日本将采取的政策。
远在陕北的中共为早日实现国共合作、团结抗日的大计，适时地为南京的五届三中全会送去了一份“厚礼”。
2月10日，中共中央致电国民党三中全会，提出了五项国策和四项保证。
五项国策是：（一）停止一切内战。集中国力，一致对外；（二）保征言论、集会、结社之自由，释放一切政治犯；（三）召开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代表会议，集中全国人才，共同救国；（四）迅速完成对日抗战之一切准备工作；（五）改善人民生活。
在献出五项国策的同时，中共在政策上作出重大让步，首次向国民党提出四项保证，以表明我党的诚意，（一）在全国范围内停止推翻国民政府之武装暴动方针；（二）工农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直接受南京中央政府与军事委员会之指导；（三）在特区政府区域内，实施普选的彻底民主制度；（四）停止没收地主土地政策，坚决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共同纲领。
中共中央这一电报的发表，几乎立即得到国民党内外广泛的赞同，引起了巨大的反响。
三中全会上，宋庆龄、冯玉祥等知名人物踊跃发言，提出恢复孙中山三大政策的提案，响应和拥护共产党的五项政策。
21日，国民党三中全会通过了一个决议案，虽对中共仍有攻击诽谤之言辞，但规定取消国民革命军与红军的对立；取消国民政府与苏维埃政府的对立，共同遵守三民主义；放弃武力“围剿”的国策，采取“和平统一”的政治解决办法。从根本上看，国民党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建议。
如果说西安事变是先机的话，那么国民党三中全会则是中共摆脱内战危机、走上抗日战场的关键。
从这一天起，中共再无须顾虑蒋介石穷凶极恶的斩尽杀绝，无须再为国民党军的大兵压境而忧心重重，中共完全可以扔掉负担，走上全面抗日的战场。渡尽劫波，中共终于迎来了一个新的时代。
阳春3月，古城西安已送走了冬日的严寒，灞桥垂柳吐出了青翠。整个城市也像是刚刚告别了冬日的死寂，重又透出勃勃生机，忙碌热闹开来。这时节，中共代表周恩来、秦邦宪、叶剑英等谈判人员又南下来到这里，参加国共合作具体事宜的谈判。
由于国共合作基调已在南京定下，所以顾祝同、贺衷寒、张冲等国民党谈判代表也并未提大多过分要求，相反，两党在不少问题上却取得了大体相近或基本一致的意见。第一轮谈判相当顺利。
3月以后，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奔波于南京，杭州、庐山等地，开始与国民党就两党关系，红军改编、苏区等主要问题进行实质性谈判。
但在核心问题上，谈判陷入了僵局。国民党以统一为名，要求中共交出军队和苏区。
这种要求实际上就是蒋介石数年“围剿”所没能实现的企图，对此，中共当然给予拒绝。
会谈在僵持中拖了下来，直拖到“七？七”卢沟桥事变。
8月13日，淞沪大战又在上海全面爆发。中国国民党军的精锐几乎悉数投入上海及华北战场。全国抗日呼声此时达到高潮，蒋介石情知此时再无与日本人言和的丝毫余地。
为早日把红军送上抗日战场，8月22日，蒋介石在南京发布命令，正式宣布将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即刻开往战场。
接到命令后，陕北各地红军摘掉红星，换上了过去被视之为敌军象征的青天白日星徽，昂然开入晋北战场。
9月22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谈话，承认了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当日，南京、上海、西安、成都等地相继刊出中共早于7月15日交付国民党的《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原文。以第二次国共合作为基础的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经历了数年的风风雨雨后，终于在国家危难之秋宣告成立。
蒋介石一生中枪林弹雨闯过、官场诡诘处过，能容反对他的军人、政客，能容军阀、帮会，唯独容不下有坚定政治信仰的中共及其红军。今日老蒋连中共都能纳入，那么还有什么人、什么军队不能容。一时间，各地军阀致电中央请缨抗日者骤增。
蒋介石当然也不会放过这么个替自己脸上贴金的大好机会，9月23日，即正式宣布中共合法的第二天，他再次发表谈话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