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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阎锡山身上，旧军阀的那些陈规陋习他几乎无所不包。
平绥路抗战，从战略上看是替山西扼守门户、说得俗一些是为他看家。但蒋介石数次电令晋绥军北上增援南口，他软磨硬泡就是不出兵。当看出南口防线兵力单薄，战线过宽的缺陷后，他首先想到的是请中央军增兵，同时向蒋哭穷，就是不愿动用晋绥军两个集团军中的一兵一卒。在得到蒋介石派出1个集团军增援平绥线后，他才勉勉强强地从遥远的晋北抽出一个正在修筑工事、并无战斗准备的旅增援南口。
援兵未到，阎锡山却已连电汤恩伯，请他手下留情，爱惜着这支还没影儿的援兵。该旅迟至战役后期才赶到，旅长又拒绝执行汤恩伯换防18家的命令。汤恩伯一怒之下，电请傅作义直接指挥。这时，阎锡山电令又到了，命令该旅返回驻地。阎锡山咬着牙派出的唯一一支增援部队，就这么一枪未放地在路上溜了半个月，只给汤恩伯带来了一场空欢喜和一肚子气，而阎锡山却从蒋介石手里实实在在地骗出了3个师。
阎锡山绝对聪明，但他聪明得过了头。张家口——南口一丢，察哈尔转瞬即失，当关东军与华北日军连成一股锐不可挡的强大集团时，与冀、察毗邻的山西将何以保住？果然，日后晋绥军和中央军虽拼死血战忻口，八路军在平型关也有上佳表演，但仅两月，阎锡山的老巢太原便陷落敌手。
还是日后声震中国战区、当时美国驻华武官史迪威上校说得好：中国军队有最优秀的士兵，但他们没有好的长官。在他们的长官眼里，总是全局服从局部。
史迪威一针见血，却决无有意贬低中国军队的倾向。毕竟太多的军官，尤其是一些高级将领，用行动给外界树立了这么个既有损于他们自己，更有损于中国军队的形象。
阎锡山就是这众多顽疾缠身的高级将领中的典型。
华北开战一月，数量占绝对优势的国民党军数条战线竟全线溃败，自然不能仅归咎于以上几个高级将领。第2集团军总司令刘峙在给蒋介石的侍卫长钱大均的电话中称：“除中央军外，其它军队望风披靡，均不可靠。”但事实上，他的这支中央军却比谁都跑得快。除此之外，卫立煌身为蒋介石的“五虎上将”之一，却也未建寸功；宋哲元虽对天盟誓要雪平津之耻，但背上的却是更多的耻辱。日军香月清司的3个师团竟赶得10多个中国师沿平汉线一路猛退。
第6战区司令长官冯玉祥上将面对溃局，仰天长叹：“……长此以住，不仅全军覆没，甚至国破家亡。……”
不责众。面对众多将领的无能和失职，蒋介石欲惩也无从下手，只能权且先记在账上。但从这一仗，他已意识到了手中杂乱的200个师究竟能有多大的战斗力，更认识到了造成这200个师军力大减的根本原因。
几个月后，集团军司令、上将韩复榘成了蒋介石军刀下的牺牲品，他要杀一儆百，改造好这支军队，切除隐藏在这支军队肌体内致命的毒瘤。蒋介石需要军队真正的统一，而不止在表面上。
蒋介石需要军威，一个能令对手闻之胆寒的军威。
蒋介石需要军法，一个使军令如山一般威严庄重的军法。
说到底，蒋介石要军心士气，要一支能打败对手的崭新的军队。
1937，大上海不设防
1937年7月，当卢沟桥事变震动全世界，吸引住所有关注中、日战事的中外军政要人的目光时，蒋介石却已早早地把目光移出北中国，移向京城南京的东大门，上海。
30年代的上海，是日本海军的海外权益集中地。
日本海军对上海的关注，犹如关东军盯住中国东北及华北不放一般。
6年前，当关东军发动“九？一八”事变后，日本海军曾在上海动过刀兵，结果海军大丢其丑。
在日本海军省的眼里，上海犹如自己的私有财产，决不容许陆军插足。对上海的这种形势自然再清楚不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