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轮着用注射器，针头和针管不干净。很久以来，我第一次想到海洛因，我也立刻回想起我第一次注射毒品时的那个肮脏的针头。但后来我发现凯茜并不是很严肃地说上述那番话的，于是我心想，我已经有好几个星期没有注射毒品了——肯定不会有什么事。
在苏查尔工厂的大门口，巧克力夫人大殿的前面，我买了一把塑料勺子。我把它伸进每一个稍微能引起食欲的溶化缸里。当我认为实在很好时，我就向导游提很多问题，接着我又把勺子伸进缸里。这样，我把衣服角都弄成褡裢了，走出工厂，我的衣服边糊满了巧克力。
车刚一开动，我就发誓再也不碰一点儿巧克力了。回到我们住的招待所，我简直累瘫了。我不得不狼吞虎咽地吃这成堆的巧克力。我的肝脏也似乎没事了。
老师也发现我的面色蜡黄。他叫来一位医生，又来了一辆救护车——不停地响铃——把我送进医院。儿科医院的隔离室很小，墙壁雪白。墙上一幅画一张图都没有。一些女护士给我送来药和饭，什么话都不说。一位医生时常来问我感觉怎么样。三个星期就这样过去了。我不能离开寝室，甚至不能出去小便。没有一个人来看我，也没有人来跟我说话。我既没有有趣的书看，又没有半导体收音机。我不止一次地认为我快变成疯子了。
惟一给我以安慰的事情，就是我母亲的来信，我也给她写信。但我主要是给我的小猫写，我仅有的小动物。我把信折得很小，装进我自己做的小信封里。
我时常想念外婆，想念村里的孩子们，以及小溪和马群。有时我也想柏林“音响舞厅”，戴特莱夫，以及海洛因。我不知道我是谁。当我感到自己情况很糟时，我自言自语：“你是一个吸毒者，第一次得了肝炎，以后算完了。”当我想象着同我的两只小猫在一起玩时，我决心回学校去上学，每个假期都到我外婆家去度过。这一切在我脑子里翻来覆去。可我有时候也长时间地盯着天花板，什么也不去想，好像我情愿死去一样。
另外，我总是害怕医生们发现我脸色发黄的原因。幸好注射毒品的痕迹已经消失，我的胳膊上还没有留下瘢痕和血栓形成的印迹。谁会到弗里堡的儿科医院找一个女吸毒者？
三个星期后，我重新开始走动。医生准许我乘飞机回柏林。路费由社会保险机构付。我一回到家就去睡觉。我很高兴又见到了我母亲和我那两只小猫，其他什么我都不去想。
过了一会儿，我母亲告诉我，戴特莱夫来过好几次打听我的消息。她告诉我，戴特莱夫看样子对于很久没看见我很懊丧。于是我又想起了戴特莱夫，仿佛又看见了他那一头卷曲的头发，温柔而漂亮的面孔。我感到十分幸福。有一个人在思念我，一个真正爱我的人。他就是戴特莱夫。我感到内疚，好几个星期以来，我几乎把他和我们的爱情忘掉了。
我回来几天之后，戴特莱夫来看我。我一见他走到我床边，我不禁一怔，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他瘦得皮包骨，他的胳膊细得几乎连我的手都能攥得过来，他的脸苍白，轮廓塌陷。可他还是那么英俊。他的眼睛显得更大，也显得更忧郁。忽然，爱情又在我心中复活。即使他变得骨瘦如柴也没有什么关系。我甚至不想知道为什么。
好一阵子，我们俩不知道说什么。他想知道我的情况，可我没有什么好讲的。我甚至忘了跟他讲我假期在我外婆家的情景。我只是问他为什么不去“音响舞厅”了，他说“音响舞厅”真讨厌。那么，他现在去哪儿呢？他终于说了出来：“地铁动物园站。”干什么？“我卖淫”。
这时，我并不感到吃惊。我知道一些吸毒者有时就这么干。我没有怎么明白这里的含义。再说我也不太想知道。我只知道那主要是满足同性恋者，而不是自己，这个活儿能赚许多钱。我没有让戴特莱夫解释别的。我只是很幸福地望着他，我爱他，他也爱我。
紧接着的那个星期天，戴特莱夫来邀我出去。我们走到一家咖啡馆。里面坐满了同性恋者。他们几乎都认识戴特莱夫。他们对我也很热情，一个劲儿地恭维我。祝贺戴特莱夫有这么一个漂亮的女朋友。我发觉戴特莱夫为我感到骄傲，正因为这个原因，他把我带到这个咖啡馆来，这里人人都认识他。
我很喜欢这些同性恋者。他们对我很客气，恭维我可又不像他们对其他男人那样勾引我。他们觉得我很可爱，非常喜欢我，但不向我提什么要求。所有这些恭维都使我心花怒放。我去梳洗时照了照镜子，觉得他们说得有道理。我两个月没有吸毒，对我的身体大有好处。我的脸色变好了，我发现我从来没有这么好过。
戴特莱夫说他要去地铁动物园站转一圈。他与贝尔恩德，他的最好的朋友有一个约会，今天，贝尔恩德已经安排好了去给他俩弄钱。戴特莱夫去地铁动物园站，这可不是我的错。因而，这不必争论。我陪他去。再说，我也很高兴能又见到贝尔恩德。
贝尔恩德刚刚跟一个马路嫖客走了。我们只好等他。那天晚天，地铁动物园站并不是像我日后回忆中的那么阴森可怕。尤其是我看见戴特莱夫。他把我扔下而去跟另一个伙伴说话时，一些外国佬就过来与我搭汕。我只听见“60马克”或诸如此类的话。我紧紧拉住戴特莱夫的胳膊，这样我就有了安全感。我劝他跟我回“音响舞厅”去。后来，我让他给我一点儿钱去吸一吸毒。他当然拒绝了。但我一再坚持：“只是今天一晚上。只是为了庆祝我回来。我想稍微舒服一下，就跟你一样。要不然你也什么毒品都不准碰。”
他让步了，说这是最后一次。我回答他：“那是当然。”两个半月以来，我刚刚证实自己能够摆脱海洛因。我甚至也注意到戒毒对我确实有好处。
这是一个很有影响的理由。戴特莱夫对我说：“听着，小家伙，我也要戒毒。你瞧着吧。”这样，他注射毒品，我吸毒。我们感到幸福，我们谈论着我们幸福的未来，永远在一起，没有海洛因。
第二天下午，我又在地铁动物园站见到了戴特莱夫。我又有权利吸一次毒。过了些天，我又重新开始注射毒品。就像我从未离开过柏林似的，就像我两个半月没有吸海洛因这事从未存在过。我们几乎天天都谈论我们戒毒的决心，戴特莱夫说，这很容易。
我从学校出来后，经常是直接去地铁动物园站。我的书包里装着吸毒的器皿和一大包三明治。我母亲如果看见我突然消瘦会吃惊的，于是我每天早上就带上一些三明治。我知道戴特莱夫和他的朋友们等着我给他们送午饭。
开始，戴特莱夫看见我来就生气。他不愿意让我看见他在卖淫。他说：“你可以在随便什么地方跟我约会，但就是不要到这里来。”
我不听他的。我想跟他在一起。逐渐地，我习惯了那儿的一切。我不再觉出尿的味道和消毒水的味道。顾客们、妓女们、外国佬们、警察们。流浪汉们、醉汉们，都构成了我每日所处的环境。这里就是我的位置，因为戴特莱夫在这里。
开始，其他的女人们盯着我，上下打量我，弄得我很紧张。而在我看来，最咄咄逼人的还是那些嫖客们的眼光。后来我意识到，来这里卖淫的这些女人害怕我，怕我把他们的好顾客抢走了。难道我是一个能引起人胃口的新鲜商品？这是真的，我的风度比她们的好，我的举止高雅，我几乎每天都洗头。一看见我，没有任何人会怀疑我是一个吸毒者。我知道我优于其他的女孩子，我感到很愉快。所有的马路嫖客也确实围在我身边。但是我不需要去卖淫，戴特莱夫已经为我这样做了。其他观察我的人大概会想：这个小姐，她有可卡因，却无须为它疲于奔命！
开始，那些马路嫖客使我害怕。尤其是外国佬们没完没了地说着这类话：“你接吻吗？你去旅馆吗？”一些人出20马克。很快，我就以撵走他们来取乐。我对他们说：“喂，老东西，你瞎了眼啦？我？谁要是没有至少500马克就别想接近我。”或者我就面对面盯着他们，一副无所顾忌的样子，向他们甩出一句话：“你找错对象了，老朋友。走开。”我说完这番话后，很开心地看着这帮坏蛋垂头丧气地走开。我对那些马路嫖客也这样，我比他们高一等。假如偶尔他们中的一个人向我表示傲慢或无礼的挑衅，戴特莱夫会立刻挺身而出。每当戴特莱夫跟一个嫖客走时，他总是关照他的伙伴们照顾我。他们像兄弟一样对待我，时刻提防着想对我施无礼的家伙。
现在，我也不再去“音响舞厅”了。我除了地铁动物园站的我们小团伙里的朋友以外，没有别的朋友了。小团伙由戴特莱夫和我、贝尔恩德和阿克赛尔组成，后两人都是16岁。这三个小伙子都住在阿克赛尔家。
阿克赛尔与其他两人正相反，他长得很丑。他的脸部没有一处协调的地方，他的四肢仿佛应该接在另外一个身躯而不是他的身体上。的确，他没有什么可吸引同性恋者的。但是他有嫖客，甚至是回头客。戴特莱夫厌烦时，就骂嫖客们并同他们吵架。阿克赛尔碍于他的长相，不得不时刻压住自己的火气，装出一副可亲的样子。另外，在床上，阿克赛尔大概有特殊的东西，特别能讨同性恋者的欢心。没有这一手，他就不可能继续吃这碗饭，因为在地铁动物园站，有许多竞争者。
他也尽可能地进行报复。只要他碰上一个比较笨的嫖客，就要诈骗他。阿克赛尔是一个有个性的小伙子：谁冒犯他和污辱他都没用，他能自我控制，从不流露自己的感情。而且他简直是出奇地客气和乐于助人，这在吸毒帮中是极少见的。说真的，像他这样的还真找不出第二个。他的为人就好像他不是生活在这个腐败堕落的世界里似的。不幸的是，他一年之后就死了。
阿克赛尔的经历与我们相似。他的父母离了婚，他一直同他的母亲住在一起。后来他的母亲搬到另一个朋友家住，可是她很慷慨：把两间一套的房子和几件家具以及一台电视机留给了他。她每个星期来看他一次并给他一点儿钱。她知道他在吸毒，还多次劝他戒毒。她自认为她为儿子做了许多事，比其他的父母为子女做的事多得多。她给了儿子一套住房和一台电视机，难道不是吗？
周末我在阿克赛尔家度过。我对妈妈说我在一个女朋友家里。
阿克赛尔的套房真是一个吸毒者的陋室。我一跨进门槛，臭气就熏得我喘不过气来，空的沙丁鱼罐头盒扔得四处都是，满处是油和番茄汁，上面又沾满了烟头，还有许多脏的无脚酒杯和茶杯，里面残留着一点点的水、烟灰。香烟。香烟纸。我想把酸奶放在桌上——惟一的一张桌子——两个沙丁鱼罐头盒就滚滚落下来，里面的汁撒在地毯上。谁也不在意。
总之，地毯发出一种可怕的臭味。阿克赛尔注射毒品时，我明白了地毯为什么会这么臭。他从胳膊上拔出针头，把一点暗玫瑰色的液体——针管里还有几滴血——滴在地毯上。这就是他清洗针管的方法。原来地毯发出的可怕臭气，是血液干后的味道与沙丁鱼汁味的混合。甚至窗帘也全都发黄了，发出臭味。
在这一切乱七八糟中间，放了一张床，上面铺着雪白的床单。我立刻逃到床上，我把脸埋在枕头里，枕头散发着洗涤液的味道。我相信我从未睡过如此干净的床铺。
阿克赛尔对我说：“这些床单被褥都是我为你准备的。”每个星期六我都发现床铺是干净的。我的被单总是盖一次就换一次，而那几个小伙子却从来不换他们的被褥。
他们尽力让我高兴。我总是有足够使我满意的吃喝。尤其是他们为我买上等的可卡因。我的肝脏一直不好，如果我注射掺了假的可卡因，我就会病倒。我身体不舒服时，他们总是尽心费力。他们给我买最好的海洛因，当然这很贵，没办法。我需要他们时，这三个小伙子总是在我身边。实际上，他们只有我。我呢，我有戴特莱夫——戴特莱夫排第一——其次是阿克赛尔和贝尔思德，再无其他的人。
我真是幸福。我似乎很少这样幸福过。我感到自己受到了保护。我在家里是孤独的，所以下午到地铁动物园站，周未到阿克赛尔臭烘烘的房间。
戴特莱夫是小团伙中最强的人，我是最弱的。我感到自己不如小伙子们，不论在体力上还是意志上。特别由于我是一个女孩子。然而，我第一次感到我情愿这样软弱。我享受着戴特莱夫对我的保护。我需要人帮助时，戴特莱夫，阿克赛尔，贝尔恩德总是挺身而出，我品味着所受到的这种宠爱。
我的男朋友是我的，他会做其他吸毒者不会做的事；他只要有海洛因就与我分享。他为我挣钱，去干最肮脏的活儿。为了给我买毒品，他一天要多接一、两个嫖客。我们俩跟别人不一样，甚至完全相反：男人为了女人而卖淫。大概我俩是世界上惟一一对这么做的情侣。
1976年的秋天，我从未想过我自己去卖淫。至少从未认真想过。我的脑子里大概闪过这种念头。尤其是我看见戴特莱夫跟一个恶心的家伙走了，我感到内疚的时候。可是我知道假如我提出这事，戴特莱夫会狠狠地责备我。
再说当时，我始终不知道这里面的细节，或者至少是我不愿意去想它，不可能想象我会去干。戴特莱夫从来不谈此事。从这三个小伙子的谈话中，我听出好像是替鸡奸者手淫。
对于我来说，这与戴特莱夫和克丽斯蒂娜无关。戴特莱夫是被迫去干这种事的，于是我不认为这事多么恶心。他乱摸那些鸡奸者，这倒不怎么害怕，这是他的任务——令人作呕的活儿，但却能使我们有可卡因。只是我不愿意那些家伙乱摸戴特莱夫。他是属于我的，属于我一个人。
开始，我还觉得有几个同性恋者比较热情。小伙子们有时说杜尔柯或马善是个不错的家伙，不要怠慢他。我记住了这些。我同戴特莱夫在地铁动物园站时，有几个人对我特别热情，好像他们很喜欢我。不时地，其中一个小伙子递给我一张某个鸡奸者认为我“很可爱”而给我的银行支票。戴特莱夫没有告诉我，这帮家伙中的一些人纠缠着他说想接近我。
我观察其他的姑娘。几乎全部跟我一样还是孩子。我觉得她们很不幸。尤其是吸毒者不得不为了能够注射毒品而卖淫。我看见每次当一个嫖客挑逗她们时，她们的脸上都显出厌恶的神情，但她们还是强装笑脸。
我鄙视那帮家伙，他们悄悄地溜进车站大厅的人群里，不时用眼睛搜寻着“新鲜猎物”。当他们能够与一个完全不相识的女子睡觉时，他们便格外高兴，显然这很讨厌，不可能在这事上不遇麻烦吗？
那些同性恋者，我也很容易恨他们。渐渐地，我发觉他们让戴特莱夫遭受痛苦。他经常不能抑制住他的反感，很难迫使自己把那种活儿干完。总之，假如他不是处在毒品的恍惚状态中，这种活儿他不可能干下去。他毒瘾发作时——即他最需要钱时——见嫖客他就溜掉，于是阿克赛尔或贝尔恩德就去顶替他。他们尽量压制住他们的厌恶。他们也一样，需要用吸毒来麻醉自己，才可能去干这种活儿。我看见鸡奸者们追逐戴特莱夫就生气。他们向他结结巴巴地表示非常可爱的“爱情”，往他手里塞情书，这些都是当着我的面。这帮家伙就应该把他们单独关在一处！我不可能同情他们。我真想向他们大喊：“听着，伙计，戴特莱夫是属于我的，不属于其他任何人，更不属于一个混蛋鸡奸者，你们懂吗？”但正是这些家伙付给我们钱，他们就像给圣诞节的火鸡拔毛似的，大把大把地花钱。我们又需要他们。
我逐渐发现这些人中间的一些人与戴特莱夫很亲近，甚至比我跟他还亲密。很让人恶心。一天，我听戴特莱夫、阿克赛尔和贝尔恩德三个小伙子谈话才知道，一些嫖客要等到他达到性欲高潮才肯付钱。我真觉得恶心得要命。
我越来越难看见戴特莱夫，因为他随时都要跟一个混蛋嫖客走。我真替他担心。有人告诉我有时候卖淫的小伙子最后自己也成了同性恋者。可我什么都不能对戴特莱夫说，我们需要钱，不断地需要钱。自从我入了他们的团伙，我就决定，至少无意识地觉得，应该跟他们一样，变成一个真正的吸毒者。我每天注射毒品。我总是注意留出足够第二天早上注射的海洛因。
但是，戴特莱夫和我还是尚未达到身体上依赖毒品的程度。对于那些不是每天注射毒品的初期吸毒者，身体上依赖毒品需要很长一段时间。我们一、两天没有海洛因还顶得住：我们用别的替代品来“过瘾”，并不怎么痛苦。于是，我们以为我们跟其他人不同，跟那些堕落到底的吸毒者不同。我们想什么时候戒毒都可以。
我有幸福的时刻。每个周末在阿克赛尔家。戴特莱夫和我一起躺在那张干净的床上，向我说声“晚安”，又在我嘴上温柔地吻一下，于是我们就睡觉。我俩背对背，屁股冲屁股地躺着。我醒来时，戴特莱夫吻我一下并问我早安。
我们六个月以来一直呆在一起，没有发生别的肉体关系。我刚认识戴特莱夫时，我就已懂得了要提防着小伙子们的粗鲁。我立刻对他说：“你明白吗？我是处女。我还想再等一等。我觉得自己还太年轻。”
他立刻明白了，从未找过麻烦。对于他来说，我不仅仅是与他相处得很好的女朋友：他很清楚14岁的我还是一个孩子。他极为敏感，能感觉出我所希望的以及我能否做的事。这年10月，我向我妈要避孕丸。她给我弄了一个处方。她立刻明白了我和戴特莱夫的事。可是当我告诉她，我和戴特莱夫什么事也没发生，她怎么也不相信。她对这类事情总是存有戒心。
于是，我吃了避孕丸，但没有告诉戴特莱夫。我还是害怕。10月底的一个星期六，我到了阿克赛尔家时，看见铺在那张干净床上雪白的床单比我们往常睡的要宽。阿克赛尔向我解释说何必两人挤在一张小床上呢，他自己睡到另一张大床上，把他的床让给我们。
那天，大家情绪都好，忽然戴特莱夫建议打扫一下房间，大家立刻同意。我先把窗户打开。涌进来的新鲜空气才使我意识到我们生活在一个空气如此污浊的房间里。任何一个正常的人是连一分钟都不能忍受这种恶臭的——干的血迹、灰尘和发霉的鱼罐头混杂在一起的怪味。
两个小时后，我们还在房间里大扫除。有的扫地，把堆积成山的垃圾装进塑料袋里。我开动吸尘器，我甚至还把金丝雀的鸟笼打扫了一遍，大扫除把鸟惊得乱蹦乱跳。阿克赛尔的母亲把这只鸟留给他，算是对他的奖励，因为她的朋友不喜欢鸟。阿克赛尔也恨这只不幸的小鸟：当鸟叽叽喳喳叫唤时，阿克赛尔嫌吵，就会给鸟笼一拳，可怜的小鸟像一个疯子似地龟缩在栅栏中。三个小伙子谁也不管它，阿克赛尔的母亲定时来给鸟送食物。我每星期六都给鸟放一周的食料。我还给小鸟买了一个玻璃小器皿，里面放上够鸟喝六天的干净水。
那天晚上，我们睡觉时，情景和往常不一样。戴特莱夫没有吻我并说“晚安”，也没有转过背去。他跟我说起话来，说的都是温柔的话。我感觉到他的手在抚摸我，非常温柔。我一点儿都不怕了。我也抚摸起他来。我们互相抚摸，长时间地相互抚摸，谁也不说话，这真好！过了有一个小时，戴特莱夫才打破沉默，他对我说：“下星期六，你想做爱吗？”
我回答：“好吧！”我总是怕这个问题。现在我很高兴戴特莱夫向我提出这个问题。
过了一会儿，我说：“可以。但是有一个条件：不论是你还是我，都不准吸毒。不能有海洛因。假如我们处于吸毒后的恍惚中，我可能感觉不出做爱的欢乐。我愿意完全处于清醒的状态。我希望你也这样，以便也能判断你是否真这么爱我。”戴特莱夫说：“可以。”他温柔地吻了我一下祝我“晚安”，我们又背对背地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