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位就站起身，一脸的严肃，说：“今儿早晨我拉肚子，跑厕所的工夫来灵感啦，各位老师给批评批评。”
他是个少白头，不到30岁就成了“白毛男”，给人一种沧桑感，再加上长发齐肩，简直酷毙了。
“疯狂的鸡冠花。”那哥们儿干咳一声，喝口茶水，润润嗓子：“疯狂的鸡冠花。”
“是什么带着神秘的暗示
在战栗的高空盘旋尖叫？
是什么狂舞着如蝠的翅膀
在烈风中燃烧？
啊，鸡冠花
你这来自地狱的小火焰
就像一百个初夜中的少女
分张着饥渴的大腿
在痛苦中快乐地奔跑“
……
那哥们儿是标准的男高音，比帕瓦罗蒂差不多少。激昂处，泛白的长发舞动，给人一种飘逸的感觉，声波震得斑驳的墙皮簌簌直响，往往吓人一跳。
每到这个时候，喧闹的酒馆一片寂静。北京人毕竟是大都之民，处变不惊。等我们折腾完，他们附和地鼓鼓掌，继续聊他们的。
现在想起来，那会儿真是我生命中最闪亮的日子。
在北京当诗人的时候，我曾疯狂地爱上一位摇滚女歌手。她叫毛葳，是金太阳乐队的女主唱。
毛葳以前是一个书商家的小保姆，那书商曾在湖南电视台工作过，主持策划了中国第一套限量版金字《二十四史》，后来他把这套书折腾上市，坐庄家，玩股票，变成“亿万富豪”。据说因为这个，省里还给他一个政协委员的头衔。现在则一落千丈，还是因为这个，成了“诈骗在逃犯”，据说躲在北美洲一个印第安人的部落里。
书商和我一位姓张的朋友是亲戚。老张是我们当时的穷哥们之一，写诗，写歌词，当时还没成为“药业大亨”、“歌坛大鳄”。
那时候，我们都渴望出名，渴望缪斯女神抛来媚眼，引灵感之水，浇灌我们饥渴的心田。直截了当地说吧，就是一夜之间名扬天下，走到哪儿都有美女和饭局。
毛葳和我们一样，也想在北京混出个人模狗样儿，从湖南师院毕业之后，只身来到这个陌生的城市。
她是个彻底的女人，为了理想什么都肯干，包括当保姆。
跟老张去书商家的时候，我从没注意过这个单眼皮的小女孩。诗人的理想都是双眼皮的，比如晓庆姐那种类型。
书商是湖南人，却不喜欢吃辣椒，特爱喝56度的红星牌二锅头。这一点对脾气。本来他又有钱又有名，诗人们都有些歧视他，三杯酒一落肚，我们就成为亲朋好友。
“兄弟，以后你就是我哥们儿！”三杯酒一落肚，他拍拍我的肩膀，叫得黏乎乎的。
那时候，北京刚流行卡拉ok，在酒店包房里面唱，要120块钱一小时。书商家的客厅里，一色原装日本进口的“健伍”牌音响，比星级酒店里的都高级。
于是，老张就说：“哥，您这音响，哎呀！”他竖起拇指。
为了充分满足书商的虚荣心，我也在一边夸：“大哥，您的音响是一流的，您也是。”
夸着夸着，书商就迷糊了，道：“来，唱两首，助助兴！”
“不啦不啦，还有事。”这时，大家就推辞。
书商的脸一板，道：“不把我当朋友了是不！”
“既然都是朋友了，就满足他一回吧。”我说。
书商一高兴，赶紧找话筒，将音乐弄到最大音量，我们一首接一首地唱，唱得不着调。《花儿为什么这样红》、《朋友》、《冬天里的一把火》……把费翔、崔健、朱明瑛、彭丽媛、毛阿敏演绎得支离破碎。
在书商家喝酒，我们不必为安全担忧。这是私人领地，再说他家还养着大狼狗呢。
我现在已经记不清《夫妻双双把家还》是什么时候唱的，那天费翔在工人体育馆开演唱会，把全北京的女孩子都迷跑了，就连书商的老婆也不例外。书商总爱骂费翔杂种，就是因为这个缘故。
《夫妻双双把家还》是男女声二重唱，没有女孩子配合，男人又怕捏起嗓子被人骂“二尾子”（也就是“同性恋”的意思），就想把那首歌删除。
书商睡着了，我们又不懂，就叫小保姆摆弄。
毛葳挺大方，说：“别删，我来唱吧。”
老张踢了我一脚：“你上吧。”
“上”这个词是男人的黑话，内容暧昧，和深圳的“搞”是同义词。
“上就上，谁怕谁。”
“关原唱关原唱。”
“已经关了？”
毛葳一开唱，把我们都震住了。她的嗓音又脆又甜，如果不是现场直播，还以为“七仙女”严凤英下到了凡间。
望着这个单眼皮的湖南妹子，我这个写诗的董永眼里泛起万般柔情。不知不觉，俩人的肩膀凑到一块儿。
那会儿，那位姓张的朋友后悔得牙痛，是他一脚把我踢到葳葳身边的。
不久，韩野组织地下摇滚乐队，正缺一位女主唱，我就拍着胸脯，力荐葳葳入伙。
毛葳也不简单，在花芗公寓的“摇滚之夜”音乐会上，一曲《爱我你就干我吧》，震得北京唱摇滚的眼珠子发绿。
当时，著名乐评人黄了源也在场，当即一拍桌子，盛赞她为“用身体唱歌的美女歌手”，当即决定个别谈话。不过，当时他还没成名，葳葳没拿正眼瞧他。
人永远主宰不了自己的命运，有时候人就像提线木偶，被一只看不见的手所操纵，没法把握自己。
和葳葳在一起，注定了我一生的悲哀；和葳葳在一起，注定了我人生经历的离奇。
和葳葳经过几个月的热恋，我们就正式进入临战状态。
当时，我们有了一笔积蓄，在亚运村租了一间单身公寓。在那个如水的晚上，葳葳就像一团温暖的棉花，听凭我这台打包机折叠挤压。
她没有大声呻吟，像孩子一般吮着指头，鼻孔轻轻哼着《爱我你就干我吧》的曲调，给我粗鲁笨拙的呼吸伴奏。
当葳葳哼出最后一个音符的时候，我们同时进入痉挛状态，相互撕扯着皮肤，企图钻进对方的体内。
那天晚上，葳葳这团雪白的棉花，染成了猩红色。
一连数天，我俩就像一对连体婴儿那样，将门反锁，赤裸裸地黏在一起。饿了，用开水煮方便面。一只碗，两双筷子，互相给对方喂食。
有时候，我们吃饭，底下也不闲着：摩擦，呻吟，滚烫的汤水顺着喉管往下流。
葳葳演出的日子里，我们同时出现在酒吧，演出一结束，就急不可耐地回到两个人的世界，我们共同的小爱巢。
但是，这种日子没有维持多久。我们不是神仙，需要钱来生活。就这样，两个人开始了分离。
当时，葳葳所在的摇滚乐队在酒吧唱火了，租了辆军用吉普，满北京城转悠；在这儿演出结束后，又赶那个场子。我呢，从书商那儿领选题，在家里当枪手，写一些署别人名字的文章。
6月20日，那是我生命中最难忘的时刻，一个黑色的日子。那天，葳葳一出门，我的眼皮就跳个不停，整个心就像铅做的，坠得我直想哭。
晚上11点29分，韩野敲我的门，告诉我，毛葳死了。
他们从三里屯出发，去赶香山的场子，吉普车开得太急，轮子一滑，撞到路碑上。当时，司机反应快，车刹住了，只碰掉一小块漆。大家虚惊一场，叫着骂着继续赶路。
乐队的贝司手是个姐妹儿，大男人捏着嗓子，一路上向葳葳推销避孕知识，滔滔不绝，从阴道的黏湿度到药物的使用，无所不包。好像他是妇科专家。
葳葳怀里搂着吉他，倚在后座上很安静，似乎在闭目养神。
等到了目的地，贝司手摇她的肩膀，叫她醒来，才发觉她的脸颊冰凉，心脏已停止跳动。
葳葳的死，到现在都是个谜，除了左边太阳穴一片淤血，身上没有一丝伤痕。
当然，也没发现任何疾病。
可是，她就死了，事先连个招呼都没打。
我终于体验到生命的无常，人迅速堕落。半夜去敲大学女生宿舍的门，领着一帮单纯浪漫的女孩子，在圆明园废墟里点燃一圈蜡烛，和她们一起跳舞，朗诵诗歌……
疯狂疯狂！我用疯狂诊治内心的忧伤；
疯狂疯狂！我用疯狂把爱人遗忘。
我堕落，我；我享受堕落！
我不平，我；我享受不平！
一年之后的一个晚上，雪像盐一样铺撒在大地上；在京郊一个地下赌场的小院里，十几个彪形大汉在殴打一个青年。用皮靴、棍棒、石头……血溅到地上犹如朵朵梅花。
那个青年就是我。
我趴在雪中，也不反抗，一遍遍念着葳葳的名字。数一朵梅花，念一声；数一朵梅花，念一声。
那时候我突然发现，雪并不是冰冷的，它柔软舒服，从天上落到地上溅起一朵朵小火焰。
像这种情形，你们体验不到。因为没有人无缘无故脸贴屁股，平静地观看雪花落地。
大汉们打得棍棒折了，累得脱下棉袄呼呼直喘，可是那青年不哭不叫，仿佛打的是根木头。
大汉们很失望。
“奶奶的，有种！”一个胖子在叫；
“跪下，磕头认个错。”有人扯我的脖领子；
“出老千让你出老千。”又有人踢我。
我像只死狗瘫在那儿，看不见也听不见。因为我不想看见也不想听见！这世界关我屁事。
那帮人从未见过如此无赖的老千，心里有些发毛，骂了几声，回头向屋里走去。
“操你妈！”突然，我张口骂道，血随着字往外喷：“我操你妈！”
那帮人愣了一下，彻底被激怒了，喊道：“剁了他，把他的手剁掉！”
两个人冲上前，一人拽住我一条胳膊，按在雪中的磨盘上。
“刀。”是胖子。声音冰冷。
胖子抡起一爿斩骨刀，瞄准手腕，一刀剁下。
“当”，那是铁石相撞的声音，磨盘溅起一溜火花。
在那一瞬间，求生的欲望占据上风，我的灵魂重新回到这个现实世界。突然间我好怕。我尖叫我发抖，手臂缩得比兔子都快。整个人塞到磨盘底下，嚎啕大哭。
他们铁了心要斩我的手，用绳子把我捆住，任凭我哭爹喊娘。
那胖子反转刀刃，用刀背把磨盘上的积雪刮掉，铁石摩擦，哐哐直响，就像乌鸦报丧。
救救我，谁来救救我。
就在这时，一个平静的声音传进我的耳膜：“好漂亮的手。”一根小竹棍在拨弄我的手掌：“好可惜。”
是七爷到了。
七爷手持长烟袋，空袖管随风摆动。他就像朦胧中的一个影子，没有谁留意他的到来。
“我买下了。”七爷说。他的声音不大，却不容质疑，穿透所有的嘈杂，撂到每个人的耳孔中。
那帮人刚才还气势汹汹，现在就像被掐住了脖子，瞠目结舌。
七爷从怀里拽出一叠人民币，撂在地上；掀开赌场的棉布门帘，再不说话，一步踏了进去。
七爷，是七爷救了我。就这样，我成了七爷的徒弟。同时，也由诗人变成小偷。
经历了这一变故，葳葳已成为遥远的过去。那场火辣辣的爱情，被封存在记忆中。
许多年以后，我为毛葳写了一首歌。在她忌日那天，焚化在苍茫的夜色中。歌词是这样写的：
葳葳，谁在风雨中流淌着泪；
葳葳，那破碎的雨珠它不断地不断地打湿我的嘴；
葳葳，我的宝贝我的好宝贝。
葳葳，你在睡梦中是多少次回；
葳葳，你的脸庞是依然娇美；
葳葳，多少个夜晚你伴我入睡，醒来却是一床冰冷的被；
葳葳，我的宝贝我的好宝贝。
葳葳，如今我已不再向命运下跪；
葳葳，所有的事儿我要勇敢面对；
不管路途是如何艰险，我一定要穿越你的轮回。
我已不再憔悴，我已不再憔悴；
葳葳，我的宝贝我的好宝贝。
葳葳，如今你披戴彩霞，脚踏碧波，与日月共朝晖。
葳葳，我的宝贝我的好宝贝。
七爷将我送到301医院，在那儿养了三个半月的伤，简单地收拾了一个行李包，我就上了京九铁路。
去往深圳的时候，我随身携带的物品不多，三五件换洗的衣服，一本尼采的自传《瞧，这个人》；还有一袋冬枣，是特意从老家捎的土特产，用来孝敬七爷的。
在我身上，最值钱的是一件浅灰色西装，那是七爷特意从燕莎给我买的，贴身舒适，从骨子里头透着一股帅气。
钱和七爷的地址、电话，藏在男人最隐秘的地方，在这里特指内裤前边那一片儿。那可是个安全地带，有个风吹草动，肚子一挺，那活儿就能打探到。
七爷回深圳那会儿，我周身上下裹满了绷带，就像从金字塔发掘出的木乃伊。他来看望我，准确点说，是来看望我的手。他捏住那双手不放，翻来覆去看，口里啧啧有声。
我真不知道那有什么好看，小小的掌心，细长的指尖，简直是畸形。我已经看了它将近二十年，越看越讨厌。
听说深圳的有钱大佬心理都有些变态，该不是独臂老头自己没了胳臂，恋上别人的玩意儿吧？那天就该叫胖子剁下来，浸到福尔马林液里送给他……
那天，七爷总共给我说了三句话。一是这儿所有费用他都已支付，我可以住到像以前那样活蹦乱跳为止；二是我天生就是做贼的好材料可以考虑加入他的组织；三是我随时可以走，也可以随时到深圳找他。
哦，原来如此。我在绷带里长吁一口气，不就是做贼吗？反正我已经是坏人了，还怕做贼？当即我就答应了他。在摊牌之前，我还以为他看上我这双手，是让我帮他自慰呢。恶心，打死我都不干。
人的心理就是奇怪，陡遇刺激，就一心想当坏人，在邪恶中寻找庇护。
记得有一回，我去虎坊桥看朋友，一进门他就问我：“你看我像不像坏人？”我没敢说话，虽然他的造型不招丈母娘喜欢，脸中间的鹰勾鼻子透着阴险，可我也不能剥夺他当良民的资格呀！
见我不说话，他也懒得搭理我，躺在床上自语道：“我该加入黑社会，我要是加入了黑社会多好呵！”他眼神带着一丝狂乱，可能在幻想加入了黑社会的情景。
后来，另一个哥们告诉我，他被一个女的甩了。
那个相恋多年的女子，一个跛脚。
他被一跛脚给甩了。
如果当时他也遇到七爷，估计现在正蹲大狱呢。
我踏上南下的火车，心情爽快轻松。深圳，深圳呵。那是个神秘的地方。
在这之前，我对深圳的惟一印象，就是有钱，人特牛。
那会儿，不是有位大学教授到蛇口谈“价值观”吗？就是做报告不用讲稿，口若悬河的那位。据报道，他一路上都是鲜花和掌声，到蛇口就被灭了。几位小青年和他辩论，急得教授老打听人家是哪个单位的，领导是谁。深圳呵，是个神秘的地方。
一路上，我没心情看风景，就是火车到了革命圣地井冈山，好多人欢呼雀跃，我也没被感动。幻想，是诗人的权利，尤其是一个马上要沦为贼的诗人。
我的幻想与邻座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