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儒雅最终掩盖不了内心的刚毅。温如玉从小就立下誓愿：非在政治上搞出点儿名堂来不可。
当今社会，连三岁的小孩子都懂得这样一条颠簸不破的真理：钱比什么都重要。因此钱这玩意儿最能量化一个人的能力。
可温如玉偏不这样认为，他认为人有没有能力，那要看他在政治上有没有作为。如果你混了一辈子机关，到头来还是个大头兵，就是普天下的人都说你有能力我也绝对不承认。在他看来，一顶乌纱帽要比一大堆钞票辉煌得多。如果能给他一个显赫的位置，他宁可一贫如洗。基于这种信念，他的理想是，在三十岁以前起码得混个副县级什么的，四十岁左右无论如何也得升到地市级，以后再有升迁，那就是自己的造化了。
偏偏天不作美，他大学毕业后奔波了三年，别说进党政机关，就连一份固定的工作都没有找到。直到这时，他才明白了一个最基本的道理：要想在政治（请大家放心，本书只偶尔提到“政治”这个名词，丝毫不涉及政治内容）上出人头地，除了具备必要的社会背景之外，还要具备雄厚的经济实力。
尽管出师不利，但他仍没有放弃原来的政治梦想，只不过急于求成的愿望有所收敛。有一段时间，他几乎把中共十四大以来所有政治局委员的履历研究了一遍，发现他们当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曾经在基层干过，而且在三十岁之前基本处于一种默默无闻状态。看来要想成就一番事业，非在基层滚打一阵子不可。于是，他开始把目光锁定在乡镇机关上。
即使这样，他的目的仍没有达到。跑关系得需要钱呀！家里哪有那么多的钱呀？
借。他首先想到的就是这个字。
借倒是借来了。可他正要为下一步的工作忙活时，意外的事情却发生了。
原来他的父亲被什么人灌了迷惑汤，竟然异想天开地认为，采用某种办法凭着手里的一部分本钱可以催生出更多的钱来。于是他老人家就非常不负责任地把儿子准备买官的几万块钱弄到了手。下一步的挫折便不言而喻了……
现在，如玉又要准备还钱了。怎么还呢？只好把自己最不愿意从事却又最能拿得起放得下的专业――会计收拾起来了。
恰在这时，南方某边缘城市――k市的一位老板要在家乡物色一名财务经理，年薪10万，另有红包。很快，如玉被推荐过去。
如玉第一次跟蒋总见面时，是这样约定的：“蒋总的为人，家乡人早有耳闻，我既然投奔您来了，就一定给您卖力。不过我能力有限，许多事情不一定令您满意。这样吧，眼下您急需用人，我临时顶个缺还不成问题。下一步我先帮您应付着，您还得继续找人。少则一年，多则两年，您还得把我换下来。一年之内，如果没有太大的障碍，您最好不要把我辞掉――这样我面子上也好看；同样，如果没有十分过不去的坎儿，我也不会轻易提出辞职。”
蒋总眨巴着小眼睛笑了笑，没说什么。
如玉于是提出：“蒋总如果没什么意见的话，那我从明天起就开始工作吧？”
蒋总虽然是一位少有的企业明星，但毕竟在财务方面知之甚少。他本来也说不出什么来，但出于习惯，还得勉强关照几句：“温经理年轻有为，我蒋某羡慕不已，不过我说这话你不要不爱听，年轻虽是优点，但也有美中不足，毕竟经验少嘛。我看随你一同前来的这位穆会计就显得成熟得多。我想，将来你们这一老一少联起手来，肯定会把工作做得有声有色。”
如玉的确对他后面的话有些反感，但还是以笑掩之。
蒋总在家乡并不姓这个姓氏。他原本姓吕，二十年前，当第一次来到这个城市时，他才改称现在的姓氏。
提起蒋总，颇有一段传奇佳话。
二十年前（也就是1987年前后），吕玉春在基层供销社当门市部主任（那时还不兴叫经理）的时候，跟一位年轻漂亮的女同事好上了，那时的他也像温如玉这么年轻，也已经有了老婆和孩子。尽管两人自认为做得天衣无缝，但还是被女同事的男友给盯上了。在“五一”的晚上，男友纠集的一伙乌合之众，把他们堵在了被窝里，将吕玉春打了个半死。
吕玉春本来就争强好胜，岂能受得了这样的冤屈（在他看来这当然属于冤屈）？无奈事情又不能太张扬了，他只好忍气吞声，但无时不在准备报复。
一个多月以后，他放假在老家抢收麦子，夜里就宿在打麦场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