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话还有一个毛病，一旦批评起人来，往往把以前许多不相干的事儿都要跟眼前的事情搅和在一起。这会儿，他又想起了老乡们说给他的关于老穆的一些闲话，于是他离开座椅，走到老穆跟前，似笑非笑地问：“老穆，我问你，你是不是经常跟别人说，你是我姐夫，很多事情我都得听你的？”不等老穆回答，他马上就补充道：“狗屁姐夫，王八蛋才会听你的呢！”
老穆吓得身子缩了又缩，两只手摆成了荷叶状：“不不不，我从来就没那么说过，是那些爱嚼舌头的人在陷害我。”
“爱嚼舌头”，就这么简单的几个字，一下子给他提供了两个切入点，他岂肯轻易放过？他把眼睛瞪得跟要吃人似的，并且把中指和食指并拢指向老穆的鼻子梁，叫道：“我看爱嚼舌头的人恰恰是你自己。别以为我整天都被蒙在鼓里，什么都不知道，我的消息灵通得很哪！你也不想想，我能听你的吗？就像今天这事儿，我听了你的话，有多大的家业赔不光啊？”
老穆本来还想辩解，但一看蒋总那阎王似的面孔，吓得连一个字都不敢再提了。
蒋总仍然不依不饶：“你们两位都给我听好了。”
按照通常的规律，下面的话会比刚才的话更具威力，声音也会更加响亮，所以他们不得不本能地绷紧神经，做好充分的心理和生理的准备，以便抵挡强烈震波所造成的巨大杀伤力。
令他们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蒋总突然把声音降到最低，低到只有邹晓林在上班时间偷偷跟贺光摩说别人的坏话时才会使用的音量那么大，老穆他们即使竖着耳朵听，也听不太清楚。蒋总看到他们费劲的样子，不得不再次提高嗓门：“我再重复一遍，你们俩这两天不许离开厂房半步，也不许对任何人讲这件事儿，否则我打断你们的狗腿，掰掉你们的狗牙。”
老穆还想解释一下，但蒋总已经发出了逐客令：“滚。”
两个人像夹着尾巴的狗似的，狼狈地逃出办公室。
其实，蒋总在骂他们的当儿，一个完整的报复计划已经基本形成。下一步他要具体实施这个计划了。
老穆回到住处，一夜都没有合眼。他思前想后，觉得工厂损失几十万元的事儿固然可怕，但更可怕的还不是事情的本身，而是跟这相关的另一件事，他错就错在不该拿人家那四万块钱的好处费，而且还是他主动问人家要的。看来这事儿马上就要露馅了，想赖是赖不掉的，因为对方已经做了录音。现在唯一的弥补措施就是在事情败露之前先把这四万块钱交给出纳，然后再听候处分。至于找什么借口，他并没有花费太大的心思，反正就是那么回事儿。现在最关键就是那四万块钱已经剩余不多了，其中两万元早在几天前就寄回家里交了某项罚款了，另外两万也花去近两千了。
他哆哆嗦嗦地打开抽屉，看到两摞崭新的钞票，一摞厚，一摞薄，他伸手去碰薄的那摞。刚触及到它，手就不由自主地缩了回来，仿佛那不是硬铮铮的钞票，而是两个炸药包，稍有不慎，就会引起爆炸。然而跟钞票摆放在一起的另一样东西，好像比炸药包更厉害，他连看都不敢多看一眼。其实那不过是女人用的首饰和化妆品而已，用不着那么紧张。但关键是那种东西跟普通的女用品不一样，那是用“炸药包”里的料物换回来的，它跟“炸药包”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如果不是因为它，那四万块钱的事儿也许不会发生，今天也许不会挨揍。你说我的脑子里是不是灌水了？我买这玩意儿干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