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3号。父母骑车赶到我的住处，是晚上9点钟，劝自己今晚千万不要出门，我答应她们了。等他们10点钟离去以后，我关掉了越看越让人不安的电视机，还是轻诺寡信地跑了出来。碾压着他们北去的车辙，跑到东新开胡同里的私人艺术博物馆，向馆长同志倾诉最后的歉意和不安――我没能帮他叫回要在天安门广场上办“民主大学”的“四君子”之一的刘晓波。
他的预言终于令人叹服地实现了――没戏！我敢和你们打赌，不信咱就看着――谁都不妥协让步，最后只能是撕破脸皮――翻脸！
一进门，他点着头问我：怎么样？我说什么来的？啊？
他的眼圈发红，笑声里含着悲哀的得意――比诺查丹玛斯的99人类大劫难的预言要实在多了。我无力地点头说：是啊，可人我没给您喊回来呀！您说会怎么样？
他无奈地笑笑说，就是他本人去，也未必能将他拉回来。他把老婆孩子扔在美国，自己只身回国，不完成自己的心愿，能罢休吗？中国不缺脊梁，缺的是在什么时候和什么地方，准确地承担起的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理性、有效的钥匙――思想与行动的工具与办法！
他不愿再预言什么了，只希望死伤者越少越好。我不住地点头祝愿：最好别死什么人。
电视里严重警告式的重复性通知，令人压抑而无助。可又不舍得关掉，唯恐错过很快就可能传来的现场新闻报道。
他说了句“别想了”，便把话题转到了他刚刚自己研制的“生命营养液”的配方和效果上去了。他们的中学班主任――那位以小说《班主任》和《醒来吧，弟弟》步入文坛的刘老师及其夫人，10点多钟从他这里走的，怕太晚了回不去家。陈哲和刘晓波都是他的学生。一个班主任能交出这么优秀的学生，是足以自豪一生的慰藉吧？
他说，他们两口子也尝了，感觉是“有点儿上火”，可口感还行。只是全喝光了，没有给我尝的了，改日再配吧。
我说，要“上火”就算了吧。哎。心火都够大的了！
我忍不住需要喝些现实主义的灵魂营养液。于是，我用话题又打开了与他进行立体思维交流的闸门。
我们再一次分析了这次由大学生发起的，向中国的“第五个现代化”大跃进的运动，和其在劫难逃的悲剧性后果。天时地利与人和的条件，只占了最后两条。北京，高等学府师生们的广泛民族综合性、最大化的地域代表性和传统的科学与民主的革命精神，以及同样有着广泛民族性和地域性与充分融合性、代表性的北京人敏感成熟的政治热情，就不用多说了。如果春天的时候，西藏没有“藏独”们的武装暴乱，一些民主化的建议，是能够被中央所接受的――老一辈领导人吃够了专制独裁的苦，他们是有这个决心和气度的；但也不会接受这种下跪式谦卑苦求的“逼宫”形式。你这是骂我呢。绝食更让人受不了，因为你会让人觉得领导者不顾人的死活，能够激起民愤。
无疑。中国缺少上通下达的民意交流渠道和对话机制。不光是因为人大代表制度中代表性不广泛、不充分的不利一面，最主要的是，人大代表的水平和为民代言的热忱与真实性。因为，这决定着社会主要矛盾和民意主流，被政府的最高决策层所把握的速度和质量，更决定着中央拿出的相应政策，对全社会是否能够产生积极有效的作用力和最强大的凝聚能量。这是无可争议的事实。
在中国的现阶段，我们他妈的还在补真正社会主义的功课，还在还欠自己的幸福债――整个国家把经济搞好是第一位的。但这与改进民主生活并不冲突。党内外要学会过集思广益的民主生活，不应该再是简单的红与黑，或是黑与白的片面观点派别的对立统一，也不该是简单化、同一化和庸俗化的人云亦云，这样才能对传统的民主集中模式发挥积极的促进作用。
既然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怎么中国就不能够进行伟大而又艰险的民主实践呢？但绝不需要丧失社会秩序的文革式混乱。这是愚民的、德高望重的绝对权威空前绝后的谢幕表演，把老百姓真当小鲜烹煮了，把所有异己全当小菜给煎炸了。中国历史的现状，时代的客观环境，注定了中国的民主改革必须是从上到下的模式，离不开理性而又觉悟的大学生们，离不开劳动密集形态中高水平的广大干部群众。可是，人微言轻。谁听您的？你算老几？于是，这种宝贵的、让无数中国人付出血的代价的民主精神的岩浆，每当社会变革达到一定的社会压力和分配错位的时候，就会忍无可忍地从上层人物的权力更迭的火山口里爆发出来。社会动荡的成本太大了，不是闹着玩的！毛所谓大乱达到大治的观点，只适合战争年代。
全盘西化也是行不通的。这样不光是给了邓大人所谓的“资产阶级自由化”以口实，关键是中国现实的国情和国力也办不到。我们今天连自己要选的人大代表是谁，都不知道，更不用说人家是干什么的，有什么专业成就，及其信仰和追求了。
别说高干子女没有挖祖坟的叛逆野心，就是有，也未必有能让整个社会全方位地更上一层楼的智慧和经验；就是吃尽了人治黄连苦的老一辈革命家们，也未必有这个胆量和智慧。这不光是既得的权力利益这些他们自身的生存根基的小事，这在全社会的福祉面前，只是皮毛问题。你想想，他们追求了一生的理想，就这么幻灭了？谁干？你还没给我机会把自己要做的做完呢！刘少奇冤死了，从国民经济计划到个人修养，就仅这方面而言，比毛差吗？我们在文革时期批刘邓的漫画上，都见过他俩在一个蜘蛛网上的两颗人头。如果换成我们俩呢，一个死了，一个活着，我操他梦想的祖宗不想把自己想干的事干完！你得给我机会，让我把自己的抱负展现无遗吧？
是的，如果资本主义真的能够救中国，我也要尝试一下。但不是由着你们性子来搞。更不能让党靠边站。谁也怕背这个离经叛道的、始作俑者的骂名！你去琢磨吧，除了苏联，在全世界的范围内，你再也找不到第二个拥有如此雄厚的阶级感情和政治资本的社团组织了。别指望中国能在十年二十年内搞风水轮流转的潇洒执政。国外那种寡头利益代言式党派执政parrty游戏，那是有着数百年交谊舞传统的国家。在中国的其他党派里，哪个党派有这种为多数穷人翻身解放玩过命的历史？只要您能为最大多数中国人的最大幸福谋福利，我们就拥护您，不管你是哪个党派，只要是中国人就行――这样的时代，早晚有一天会到来。但可能就像咱们的哲学和政治老师们，对我们说起共产主义理想何时实现的时候常讲的――‘我们可能看不见了，你们还有希望！’让一轮又一轮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等着吧。这就好比恋爱和过日子，随着岁月的流逝，人的感情可能会越来越趋从于实际利益的多寡得失，和自身存在的安危冷暖，而不是怀念热恋期里的海誓山盟，憧憬可望不可及的风花雪树，水月镜花。
但这也不错。也许，说不定啊，这是全人类向一个共同大家庭过度所必需的务实、忘我的心理断乳期。
眼下呢，先别说共产主义的合理内核是多么温馨和迷人，也别想它的充分必要条件是多么艰难了――我地球妈妈的物质极大丰富，我人类爸爸们的觉悟极大提高。嘿嘿！一个牺牲了几千万条生命成就的红色政权，一个用尸骨成山、血流成河成就辉煌的大党，怎么能够允许别人轻易染指和摆布呢？用老百姓失去耐心的等待、焦虑和一时的情绪化口头投票，就把这份沉重的、让人爱得喘不过气的权力和使命，拱手让人？这不简直就是开玩笑吗？
天要下雨，娘要嫁人，随她去？这是权力在握的毛泽东，对待劳无所获、大失所望的背叛者的诙谐气魄。穿完了的旧鞋扔掉，骂破鞋玩儿呢！
先不说政治了，今天是公元一九八九年六月三日的子夜时分。咱们先在知识分子中来一个调查，看看中国有点文化的人里，能有多少人真心希望自己守寡的母亲，为了让她摆脱孤独，为了她晚年的幸福而改嫁再婚的？而且嫁人以后，任何利害得失都不会影响你――丝毫也不影响你这做儿女的对她的感情和尊重？
我妈妈陪毛主席跳过舞。回家以后，那个自豪和幸福！可我爸爸高兴吗？还没我觉悟高呢？那是交谊舞，有助于伟大领袖锻炼身体，健康长寿，好好的为中国人民服务啊！可长大了，我倒能理解老爸同志的酸劲儿了。
结论：眼下，我们俩，谁也做不到。也许，我俩根本就不算有文化的人。也许，这种虐爱母亲的情结和眷恋江山颜色的情结，不是一个道德情感层面的问题，没有可比性；但骨子里却有着相同的难堪、难言之隐。
你翻过来，倒过去的想吧。老百姓，我们再自作多情地管自己叫一回“可载舟亦可覆舟”的瓷器水、报恩水，或是美名其曰人民母亲，你真正做好流入世界大潮和改嫁给适者生存的、全社会大竞争的无情丈夫的准备了？换句话说，你真正认识社会主义的本质吗？公有制还在，国家控制的命脉资源和企业的大河依旧在流，各尽所能、按劳分配、老有所养的社会主义分配制度，刚刚在优胜劣汰的企业改革里露出它真实的嘴脸，你就在下岗和再就业的折磨与煎熬里喊疼了，你还能说什么？当然，这不能赖老百姓。要么，我们根本就没有打好真正的水会主义制度的底子，社会福利待遇和你对社会的付出是脱节的；要么就是被十年的所谓文化革命，彻底浪费了社会财富的积累，被禁锢成井底的蛤蟆们终于爬上了井盖子，马上就要奔大江大河里游，可连基本生存保障的救生圈都没有，也不知道蛙泳以外的泳姿；要么，我们就只是刚刚穿上社会主义制度的新衣服，而我们的身心呢，我们的经济基础和管理模式呢，依然是半封建和半社会主义的。在这种上不着村下不着店的过度时刻，在这种摸着石头过河的探险征程上，不知足、不能忍的人是最难受、最煎熬的时刻；有知识和文化的人是最痛苦、最明白，也最迷惘。他们一旦找到了这种痛苦和迷惘的宣泄口，就难免义不容辞地充当时代的代言人，向社会的权威发难、呐喊。尤其是重新面对，某一个人的权力决定全国家和民族的命运的历史怪圈，不管这圈子有多大，总会有人尝试跳跃和穿越它。也许是为民请命，也许是埋头苦干，也许是舍身护法，也许是拼命变法……
历史的必然性和时代的不可能性冲突的结果，除了悲剧，还是悲剧。用鲁迅的悲剧定义就是――把有价值的东西毁给你看。
两个北京个体户，依赖挂靠国企的招牌，交固定含税的管理费，搞承包经营的人，说累了，喝茶，无言地抽烟，不住地摇头感慨、叹息。为今夜难料的凶险，悲惨的结局，为“戒严”后高校内的政治教化的矫枉过正，为死伤者及其家人的不幸，乃至全社会民主生活可能重新倒退的可能，心事重重，忧虑多多。
虽然我们往广场上送过吃的、喝的，但人道主义多于理性评判。也许我们消息闭塞，浅薄无知，到这个时候，我们依然听不到和看不出一点有什么别有用心的人，在幕后利用大学生的热忱和健康，在为自己的权谋和利益，进行着高超的学潮调度和危险的政治赌博。如果真有的话，那么全部参加游行和绝食的大学生，以及全社会的无私声援者，可真算全瞎了眼；我们的良知和理性全被顺从、亢奋地了。
除了死伤人命这最可怕的事情以外，要命的还有关系到小我层面切身利益的问题：目前改革开放的政策被毁掉，中国重新走向封闭。但这种可能性很小，因为，再没有一个人能像毛泽东那样令人心甘情愿地、无可奈何地掌控在其说风是风，说雨是雨的领袖能手里了。
我心里忍不住地沉思默想着：哪怕是死一个人，都是太多太大的事情！只要枪声一响，子弹一吃人，一个政治家靠强权和真实本领吃饭的时代就来临了；同时，一个政治家靠阶级情感吃饭的时代也就结束了。封建亡灵最后一次回光返照的手舞足蹈，将让共和国公民的心灵里留下长久的内伤和隐痛。
子夜。6月4日的零点零5分。我告辞。他一再留我住下，可自己怎么都坐不住了。出了院门，打开单车的锁，在胡同里纳凉者的说笑声里，听到了西南方传来的“动静”，犹如春节夜半远处的鞭炮声，断断续续。想想被封盖了“领空”的小院和电视播音声，或许枪声早就响起了吧？可这铺着柏油路的宽巷里的老人，摇着扇子，喝茶，下棋，没有一人惊慌感叹的。
宋哥弯腰锁上了半边院门，直起腰后，一脚门槛里一脚门槛外地站着，闻声劝我别走了。这时，从南边传来一阵急促的单车的铃声，伴着车圈、链套被震动中发出的颤响。闻声望去，只见一个瘦瘦的小伙子，一边奋力蹬车一边高声地回答着路边老人的问话：
“慢着点儿！急什么呀？”
“军队进城了！你们听听，西边已经打起来了！”
转眼间他已风驰电掣地飞奔到了院外的南侧。宋哥大声地急问道：“小伙子，你从哪边回来的，看见什么了？”
“南边儿――永定门；坦克和装甲车已经开进来了！”话音混着车铃声掠过，人已成了背影。
我想，小伙子可真棒，骑了这么远的路，连气都不带喘的。
看来，主要是西南方，北边没什么动静。宋哥分析着，站在院门口冲我抬起手说：“如果不行，赶紧回来！别不当会事儿。”
“好吧。估计没那么严重。”我冲他摆摆手，蹬车上座，回头看了一眼那棵被围在“院顶”中央的老槐树的树冠，心里猛然想起一个字――困！我会被困在半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