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律师走了进去，床上躺着一个说不出是大姑娘还是小媳妇的女人。黄律师想着如果没有搞错，这个不是大姑娘就是小媳妇的女人有可能就是那个叫刘春芳的少妇。但黄律师没有直接对方是谁，而是旁敲侧击地问：“你是不是兰香的老乡？”
“是呀！”刘春芳瞪着眼睛说。
“我想找你。”黄律师说着，丢下了包，他想先到卫生间去小解一下。
黄律师从卫生间里出来，回到刘春芳的身边，刘春芳突然一掀被子，把一个一丝不挂白得晃眼的女人身体量在了黄律师的眼前。黄律师惊呆了，脑子里轰的一声响，好半天才从恶梦中醒过来，非常气愤地说：“你这里干什么？”
那个叫春芳的小媳妇反倒疑惑了，问：“你不是说找我吗？”
“我找你是为别的事！”黄律师立即转过身，给对方一个赶快穿好衣服的暗示。他突然感到难过，但不是替自己难过，而是替那个结巴大叔和春芳的丈夫难过，如果他们知道春芳在城里打工，是做这种事，恐怕将是对他们致命的一击。
“别的能有什么事？”春芳一边给自己穿衣，一边显得很不高兴地说。随随便便地穿好了衣服，她挺不在乎地坐在床上，对黄律师说。
“我找你是想了解一下兰香的有关情况。”黄律师开门见山地说。
“什么意思？”春芳一针见血地问。
“我不想瞒你，”黄律师是坦诚，但更重要的是给对方一种暗示性的教育，“兰香现在犯事了，我是她的辩护律师。我希望你能够以她引以为戒，回头是岸。”
“她怎么啦？”刘春芳不解地说，“不是说她混得很不错吗？整个新城谁不知道她是个名角呀！”
“那是表面。”黄律师说，“她现在身染多种性病，更重要的是犯了故意杀人案。”
“杀人？”春芳惊得两眼睛瞪得像两个铜铃，“不可能吧？你有没有搞错呀！兰香怎么可能变成故意杀人犯呢？一定是有人冤枉了她，要不就是陷害！她是我的老乡，我知道她是什么样的人！尽管这几年她一直不来找我，我还是知道她一些情况，她不会是那种人，不会，绝对不会！”
“会不会不是靠说了算。”黄律师态度严峻地看着刘春芳说，“法律是以事实为依据。我今天来，就是想找你了解一下她过去的一些事，以便更好地为她辩护。”
春芳坐了起来，她拿出了一副不计前嫌，要为朋友兰香帮忙到底的态度，对举足轻重的黄律师回以了特别的尊重，并为刚才的误解而感到很不好意思。
黄律师察眼观色，眼前的这位少妇，一看就不像是那种不要脸只要钱的婊子，而倒像是个既要钱又要脸的暗娼。既然刚才的一幕已经把这个少妇的所作所为暴露无遗，黄律师觉得可以开门见山地问她几句：“我不明白，你年纪轻轻的，做什么不好，为什么一定要做这种见不得人又伤天害理的事呢？”
刘春芳被问得有点难堪，但想想也是那么回事，就实话实说：“过去我也跟你这样说人家，年纪轻轻的，做什么不好，为什么一定要做这种见不得人又伤天害理的事呢？可是，我并不能改变人家，反倒让人家改变了我。”
“你说的对方是指你的朋友兰香吗？”黄律师趁虚而入，想探明真相。
“不是。”刘春芳摇摇头，说，“我没有权利去说兰香，因为是我带她进的城，她变坏的时候，我早已变坏了。我比她堕落得更早，只是她后来混出了名堂，而我，只想出来混几年，把家里的房子装修好，就洗手不干了。不像她，有那么大的野心。”
“可她现在什么都没有了。”黄律师循循善诱地暗示。
“是呀！如果按你说的，她已经是故意杀人犯，确实什么都没有了。”刘春芳兔死狐悲地感叹了一句，发自肺腑地说，“人心不足蛇吞象，不到黄河不死心，不见棺材不流泪。其实，我早就预感到她说不定会有这一天，什么都没有。因为，有时，我对自己也有这种预感。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瞒得了一时，瞒不了一世。”
“既知今日，何必当初？”黄律师旁敲侧击。
春芳理了理散乱的头发，感慨万千地说，“当初我第一次犯，第一次被派出所抓起来，如果派出所的人不是一定要罚我的款，而是相信我会痛改前非，我是不会走到今天这个地步的。”
春芳接着很细致地对黄律师讲起了那个记忆犹新的第一次。
“那是在我来新城后约一个月之后的事。当时我从一个人家里当保姆出来，一时找不到合适的工作，手头上的钱用光了，向人借钱，熟人都不肯借，怕借了我，我没能力还。没有办法，我只好找别人借。钱是借到了，可那个借钱我的家伙没安好心，说好了什么时候还钱他，他跑来告诉我，说他不要我还钱，要我的身子。我不肯，他就说要翻倍收我的息。我已经没有钱，哪来的钱来还重息呢？那家伙逼着我不放，分明是要挟我。我曾经想一笔勾销，可我不想看见那家伙的嘴脸，也觉得那人太阴毒，就拖延了两天。后来，一个做地下皮生意的小姐找到我，她不是以直接借钱的方式来为难我，而是开门见山地讲，只要我干一次，就干一次，她就帮我了结这个恩怨。我没有办法，只好听信那个小姐的安排。那小姐就找了一个嫖客，讲好了价钱，约好了地方，在一个租房处成交。没想到，小姐从中赚了钱，让人眼红，那个借钱我的家伙，也恨我这样做，不知是谁给派出所打了个电话，派出所就来把我和那个嫖客抓去了。
我第一次进派出所，觉得脸丢尽了，真不想活。我求求他们，不要把这事张扬出去，他们根本就不听我的要求。后来，他们提出要罚款，还说我是老干这行的。我求他们别罚我的款，我向他们保证再也不犯这样的事，他们就是不听，也不相信我说的话，照旧把一张罚款单裁了，交给我，要我交了罚款才可以走人。我说那也得等我去找人借才能交钱，他们不让，说我有钱，不愿意交。我再三声明，说确实没有钱，不信你们搜！有一个没穿警服的家伙，就趁机在我身上搜，其实他不是为了搜我的身，而是想摸我。他装模作样地在我的身上到处乱摸，甚至把手从裤子口袋里伸到不该搜的地方去。最后，他还对我说这样的下流话，说我只要放聪明点，不交罚款也不是出不去。我当时不明白他说的聪明点是什么意思，后来明白了，也晚了。没有办法，我只好打电话找那个当初借给我钱的家伙，想利用他一回。那家伙果然愿意为我解围，他帮我交了罚款。派出所的人收了罚款，什么话也不说就把我放了出来，好像在对我暗示，只要交钱罚款，他们允许这样做。
用身体还清了那个借钱我的家伙，他玩弄了我，却不死心，就利用我，要我做这种事为生。我才知道他是个没男人味的男人，不要脸的男人，但却没办法摆脱。后来，派出所又抓了我两次，都是他给我交的罚款。时间长了，我就被她控制了。”
春芳说到这里，突然中止，不想往下说，似乎这些就是她的过程。
“后来呢？”黄律师寻根究底地问。
“后来，后来我就把什么都想通了。”春芳用一种很冷淡的口气，像对朋友交心谈心似的说，“派出所抓的目的不就是为了罚款吗？黄桥脚下那些人做这种事，不是天天有人被抓，又天天放了出来，暗示他们继续做吗？时间长了，我也就对这种事无所谓了。人只要一不要脸皮，就什么都想通了。如果不是你今天说到兰香这个下场，我还真的不想收场，还想干几年呢。”
“你就不怕你家里人知道这事吗？”黄律师一针见血地问。
“我不会让人知道的。”春芳说，“在新城这个地方，做这种事的人多的是，像我这种结了婚的女人，私下里做这种事，也算是一种职业吧。”
黄律师不寒百栗，人的意识低级到这个地步，真是可怕。他进一步问：“如果万一知道了呢？特别是你的丈夫，他会容忍吗？”
“时间能改变人的观念。”刘春芳深有感触地说，“我不相信他作为一个男人，对我没有某种感觉。新婚之夜，他问过我，问我为什么不是个处女，我说我在外打工，特殊情况造成的，他相信了，结婚后还允许我出来打工，也从不问我在外面做什么，可见他要不就是对我这个人太相信了，要不就是装聋作哑。”
“如果他真是对你相信呢？”黄律师问，“你不觉得这样做太伤害他了吗？你不怕某一天会发生家庭世界大战吗？”
“这一切我都想好了。”春芳很有思想准备地说，“大不了离婚。离婚我也不怕，房子是我做的，他要离，空手拍巴掌，走人。我有了钱，有了房子，还愁找不到一个男人过日子？现在这个时代，很多男人其实跟女人一样懦弱无能，愿意吃软饭。”
黄律师不敢跟眼前这个太开放太想得开的女人谈论下去，他有一种害怕自己也会堕落的危机感。现在，他对这种似乎让人们司空见惯现象已经不再是愤怒，而是将那种愤怒深深地压抑在心里。因为，愤怒是没有用的。任何事情，一旦让人从心里得到认可，是什么力量也扭转不过来的，也是非常可怕的。
黄律师突然想起一个问题，便问：“你一进城就做这种事吗？不是吧？”
刘春芳说：“当然不是。进城的时候，我根本就没想到要做这种事，我只是想在外头打工挣钱。”
“那你怎么要想到做这种事呢？”黄律师本来要这样问，但他改变了说话的方式，问，“在这之前，你在干什么？你刚进城的时候，是怎么想的？是什么原因，导致你最终走上这种路呢？”
刘春芳的自尊心得到了相对的保护，她觉得黄律师是个很善解人意的人，她本不想对人说起那些痛苦的往事，但黄律师的话打动了她尘封已久而又非常孤独的心扉，她不想对这个善解人意的律师隐瞒什么，更想通过自己的亲身感受给黄律师一种参照，让黄律师能够更好地为她的朋友兰香辩护。于是，她深有感触而又是毫无保留地对黄律师讲了她走向堕落的开始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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