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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父海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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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任何人。两天前的夜里,冬青被青菊无意中发出的呻吟惊醒。冬青把手伸过去时,摸到的是一个烫人的胴体。“青菊,你病了。”冬青坐起身。“别吱声。”青菊以排长的口气命令冬青,让她不要告诉别人。冬青一夜没睡,第二天民兵集训前她费了好大劲才没把青菊发烧的事讲给家里人。其实更让冬青心痛的是民兵在雨中集训的日子里发生在青菊身上的事。有一天,跟在青菊身后叫着号子跑步的冬青,忽然发现有血水从青菊角裤流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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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水虽被浑雨水冲淡,但冬青还是清晰地辩认出了青菊脚下踩过的红色。她拍一下青菊,想把自己的发现说给她,却被青菊异常严厉的目光吓了回去。冬青通过自己的经期准确地算出了今天对青菊来说是什么日子。比青菊大三岁的冬青知道,女人在这种日子是禁不得冷水浸泡的。

晚上,她把这话告诉了青菊。青菊一声不吭,狠劲地揉洗沾脏的内外裤,洗过衣服的水颜色殷红。第二天一早,青菊仍然天不亮便在窗外沙沙的春雨中用布条束胸。这是每天早晨她所做的第一件事。几年来,她固执地把突然高隆起的胸部看作自己的羞耻,因此,每天早晨都用大量的时间把胸部束到穿上外衣看上去胸脯平平为止。随着乳房的生长这件事做起来越来越困难,不得不喊冬青给自己帮忙。

“别犯傻了好妹妹,女孩子长大了都这样。”起初在帮青菊束胸时,冬青并不用力。青菊却被她善意的嘲笑惹恼了。“不帮忙就算了!”她一把扯过冬青手里的布条,眼里含着羞辱的泪花。此后,她一直把身体的各种变化归罪于隆起的胸部,长长的布条成了对付两个乳房的刑具。

冬青是唯一见过青菊胴体的人,对方丰满而翘起的双乳让冬青羡慕不已。但她不知道,青菊自我厌恶正缘于与冬青不一样的前胸,除了冬青再没有见过别人乳房的青菊,认为只有自己的双乳才胀大得如此没有边际。在雨水中来潮的第二天早晨,青菊仍在民兵连长小毛头吹响第一声集合哨子的时候,冒雨赶到了集地点。她这个月的经期整个是在雨水度过的。

吴信用通过望闻问切,很快便明白了青菊发烧的原因。他对刘氏说:“现在最要紧地是把青菊的烧退下去。”接着解释说,公社医院最近进了批新药,名字叫青霉素和莲霉素,把两种药配起来效果特好。刘氏想都没想就同意了。

两年后,青菊唇上生出男人一样的胡子,丰满的两乳干瘪成了两个桃核。但一直没有人将青菊的变化与混用的两种药联系起来。

青菊仅在炕上躺了两天,第三天早晨便又在小毛头的哨子声中加入了民兵集训的行列。那天吴信用一连为她打了三针混用的青连霉素,两小时后青菊便大汗淋漓有了知觉。大病而愈的青菊性格发生了重大变化,成了邓家最彻底的革命者,被大队支部批准为预备党员,又被任命为村妇女主任。

她不分白昼地忙碌于鲍文化安排的那些事儿,吃饭时总忘不了给全家人上政治课,以显示自己与家庭成员的不同。刘氏认定女儿的脑袋因不久前发高烧出了问题。虽然青菊在外面的所作所为刘氏并不知道,仅凭其对待孤老头的态度已让人无法忍受了。青菊把对祝发财的称呼由“大爷”改成了“反革命”,她反复纠正青菊都不肯改口。

刘氏万万没有想到的是,青菊对她称呼的变化是祝发财悲惨命运到来的一个口信。一天,两名民兵来到邓家不由分说便拉起坐在马扎上如同木人的祝发财,象行刑队的刽子似的,拖着他往外走。正在收拾碗筷的刘氏被两个年轻人气得浑身哆嗦,她大声质问这是干什么。民兵对刘氏的问话有些吃惊,说这是个反革命啊,是大队书记和民兵连长让他们来的。

“你们回去告诉鲍文化,我也是个反革命!”刘氏用力推开两个民兵,扶祝发财重新坐在马扎上。时间不长,鲍文化亲自上门了,他对刘氏说:“大婶,我们在执行上边的决定啊。”刘氏看都不看鲍文化一眼,把本已干干净净的碗筷在水盆里弄得叮铛乱响。良久才说:“孤老头子已是个土埋到脖子的人了。”这话说出口时,连她自己也觉得软弱无力。

“这个大队可管不了,我们只能按上边的政策办事。”鲍文化紧跟上一句。事情已无可挽回。刘氏去孤老头屋里,把新缝制的大夹袄披在祝发财身上,然后眼睁睁地看着祝发财挪着蹒跚的步子被民兵带走。“简直是一群疯子!”鲍文化走出邓家大门时,刘氏咬牙切齿地骂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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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毛头和青菊变换着方式对被划定的地、富、反、坏的分子进行污辱,他们别出心裁,为十多名四类分子制作了白、黑、黄、绿四种颜色的长筒帽,每个帽子上都写有这些人的名字。他们把孤老头双手抱着无声的收音机贴在耳朵上的麻木,看成是对革命的无声对抗。“我看你装蒜还装多久!”小毛头恨恨地说。

象蛤蟆湾子村人一样,正当最先闯入河父海母之地的耕耘者不自觉地开始在政治风云中沉浮时,“咱们工人有力量”的歌声四处可闻;丛密的采油树比天然树林生长更迅速地拨地而起;不经意间,就在离蛤蟆湾子不远处,一排排整齐的青砖瓦房已开始显现一座新兴城镇的雏形。

两年前的空前暴雨,使这座新建油田蒙受了村人百倍的损失。石油工人们紧随村人之后有组织地一批批再次进驻这片黄河淤地时,几乎所有的采油设备全部成为了僵植于地上和深埋于地下的废品。

他们从头再来,以初闯荒原的创业精神重新堪测井位、下钻打井,在滴雨未下的秋天,已有数十口油井重新出油。石油工人来自天南海北,背井离乡,他们同时受了“我为国家打石油”的激励,抱定坚定信念赶赴此地,成为黄河淤地主人的豪迈最终战胜了一切。在连续大半个月的春雨后,从蛤蟆湾子旁通过的原油运输道路变得烂如泥沟。此前,村人在邓吉昌带领下修建的那座木草桥早已被铁筋混凝土的大石桥所替代,那是油田专门建设的,以便笨重的油罐车顺利通过。

这场绵绵春雨过后,为确保运输畅通,泥沟般的大路路基被工人们用采油的钢管并排垫起。这条钢铸铁筑的运输路长近百里宽十余米,直到数年后建起混凝土路才结束其历史使命。

面对这条特殊的铁路,蛤蟆湾子村人记起了大炼钢铁的岁月,认定这用来铺路的钢铁浸透着自己的血汗。他们用最难听的字眼咒骂石油工人的奢侈。此时,油田贴出告示,明令禁止村人偷油烧火做饭。

对这个“偷”字所有村人都觉得十分扎眼,连蛤蟆湾子大队书记鲍文化也觉得受了极大污辱。他带上民兵连长小毛头几次找油田的头头交涉,问村里几百亩耕地被毁的帐该怎么算。小毛头更是理直气壮,威胁油田的头头自己手头上可有二百多号民兵。来找油田头头算帐的不仅蛤蟆湾子,几天后,象是有组织的,河海公社数十个大队的干部全都气势汹汹的来讨说法。

“不就是烧火做饭用点破油吗?地下的石油也有我们一份!”

面对公社社员的质问,油田头头们先是苦口婆心地讲石油是国家的,谁都无权动用,在毫无效果后,便答应再研究一下,各村回去听消息。然而,三天后,几辆吉普车开进了河海公社,穿着白色衣裤一顶大沿帽的公安人员,在各村挨户清查谁家还用石油烧火做饭,并对所有村人提出警告:再偷油便抓去游街。公安与石油工人一样说出了“偷”字,他们每个人腰上都别着的手枪。

石油开采已经不能给社员带来哪怕一丝好处,而先前的所谓好处是因取油烧火做饭,把村子变成了一个个黑乎乎的油堆。

时过不久,脸蛋白净如蛋青的女人和孩子被汽车一批批拉入河父海母之地,住进了那一排排把村人的房子比成瘪三的青砖房里。这是第一批油田工人的家属子女,他们整天无所事事,时常成群结队地在田野上转悠,为检到一串小野瓜或发现一窝没毛的鹌鹑而吵吵嚷嚷。

常家老二风是蛤蟆湾子村唯一去过青砖瓦房的人。他向村人绘声绘色地描述其所见所闻。“油鬼子和他们的老婆孩子吃的全是雪白的馍馍,菜里漂着一层的油花。”风被一家的女主人请吃了一份从食堂打来的饭菜。“香着呢?”他在上工时称赞饭菜味道,三天后还能嗝出肉香来。

但往后讲的事却让村人大倒胃口,那就是一间房里要住五六户人家,打的是通铺。风嘿嘿地笑着向大家描述他的推测:“五六对男女黑夜里紧挨着睡,你们想想那情形吧。工人们可不象咱,他们晚上要上夜班,黑灯瞎火地干活回来,谁保证会躺不错地方?把身下的女人侍弄半天,是不是自己老婆鬼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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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话让女社员们一个个面红耳赤地远远走开。几年前在那场井火中丧生的小四川等人与村人建立起的邻里亲情,很快便因钢管铺路,对村人偷油的污辱、白馍大肉和青砖瓦房里的龌龊之事给切断了。

脸蛋白如蛋青的油田家庭和孩子被汽车载入海父海母之地不久,数百名来自省里、地区和县里的半大孩子排着整齐的队伍、打着红旗、喊着口号开进河海公社。蛤蟆湾子村人这才明白,致使村人再无心各地过日子的,并非鲍文化、小毛头、邓青菊这些人,而是来自强大的外力,而村里搞的那些革命活动,只不过是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暴风雨前奏。

很多人预感到,这场政治风暴比近使村人外迁的自然风雨来得更为凶猛。河父海母之地的这个夏天晴空也会突然打雷,尽管每场急骤而至的雷雨都会被邓家老四兆财准确地预知,但村人仍被变化无常的天气搞得晕头转向。

来自城里的半大孩子们被这片土地上的采油树和村人原始的生活方式所吸引,看什么都新鲜而好奇。他们步调一致、组织有序,每天都忙忙碌碌,把写满毛笔字的大纸贴得满街都是。这些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贴满墙的大纸,常常被一阵疾风暴雨冲刷得无影无踪,他们从头另来,没有丝毫的倦怠。他们不分昼夜地在河海公社的学校和每一个村以及油田工人集聚地搞宣传,比做任何游戏的兴趣都浓厚十倍。对这些来自城里的孩子,刘氏个个喜爱,她毫不吝啬,大锅大锅地做最可口的饭菜招待孩子们,在为他们做饭时喋喋不休地询问每一个人的姓名和家里都有什么人。

她用最朴实的话招呼大家,不仅在自己家打了足能容下二十个人的地铺,还动员村人为城里孩子腾地方住宿。蛤蟆湾子因此成为了红卫兵的暂居点。

一个留着齐耳短发的女孩子显然是同行者的头头,她时常在饭后帮刘氏涮筷洗碗,而刘氏潜意识里把她当成了十年前的红霞,她不仅有红霞一样的笑声,还与与红霞重名。还是在刘氏把饭菜第一次端给她时,她没等刘氏询问便自报家门:“大娘,我叫齐红霞,是省第三中学团支部书记。”“是吗?”刘氏当场便愈加眉开眼笑地对她另眼相看,“俺家也有个姑娘叫红霞呢!”

两个人因此在极短时间便将距离一下子拉得很近,产生了母女般的亲情。两天后,当刘氏诚意挽留她和同伴们多住些日子时,被姑娘嘻笑着拒绝了,“大娘,我们后天就走。”起初,刘氏误会了姑娘的意思,恳切地说:“今年是丰收年,俺家光夏粮就分了三千多斤呢,不会让你们挨饿。”她甚至拉姑娘去看自己家的储藏粮。姑娘被惹得咯咯直笑,告诉刘氏,他们这次是来串连的,就是约上农村的红卫兵一起出去闹革命,最后兴奋地说,“过几天,我们还要去北京城呢!”

这话让刘氏吃了一惊,“北京”两个字虽近几年灌满了她的耳朵,但她却认为那是可望不可及的地方,远的象在天边。在刘氏的迷惑中,姑娘已带着同伴去忙自己事情了。虽然这话出自红齐霞之口,刘氏仍然将信将疑。

但两天后,当数百名到河海公社串连的红卫兵打着红旗喊着口号离开河海公社时,刘氏在公社中学读书的孙子邓红旗也跟队伍走了。这个消息直到第二批半大孩子来到河海公社家里人才知道。“天呢,红旗真的到天边去了!”刘氏的心象被掏去的一般。她知道,孙子已经根本追不回来了。

一家人仿佛这时候才猛然想起突然某天从神情到言行变成成人的红旗。此前,花曾对儿子比侄子跃进的显然晚熟暗暗焦急。跃进十二岁便在生产队顶整劳力干活,十六岁当生产队长时已变成了一个唇上生着黄黑绒毛五大三粗的棒小伙子。而此时的红旗显然还是个孩子,他每天晚上背着黄书包回家,除了写作业便是象跟屁虫似地围着红霞转。偶尔和比他小好几岁的弟弟妹妹们玩耍,神情专注而幼稚。花不止一次地对大嫂秋兰说:“跃进是个大人了,可红旗还是个孩子,他们才差一岁啊。”秋兰并不这样认为,她的理由是红旗个子也不矮。这倒不假,红旗虽然虽然身材单薄,但十六岁的少年看上去个头已超过了他过世的父亲兆富。“我不是说这个,”花说,“他压根就没个大人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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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某一天早晨,当花打发红旗去公社中学上学时,被儿子的突然变化吓了一跳。红旗不再把书包斜挎肩上,而是拎在手里,柔顺的头发变得卷曲而凌乱,白净的额头出现了清晰可辨的皱纹,二目深沉表情忧郁。面前的儿子使花一下子想起了兆富,红旗活脱脱一个十七年前的兆富。

那时,由于对磨面机器的痴迷,年轻人带着行李卷儿闯进了花的家庭。就在那个飘着粉尘的磨房里,在新婚的前一天夜里,花把身子交给了年轻人。在毫无思想准备下发现儿子突然变化的花,没有感到惊喜,而是担起心来。她认定红旗得了病,焦急地将看到和感觉到的一切告诉了婆婆刘氏。事实上,就在二儿媳目瞪口呆地站在红旗不远处端详儿子时,刘氏也发现了红旗的变化。但是,老人却丝毫没感到吃惊。她嗔怪二儿媳大惊小怪,说邓家所有的孩子都这样,小的时候个个乖顺得象只小猫,可总会在不留意间变成一个怪人。为证实这种说法,刘氏向儿媳讲起兆富的从小到大的怪异举止,说起刚生下兆富时眼神忽明忽暗的那些日子。

“邓家的儿孙没有一个不是怪人。”她最后这样总结道。婆婆的话没有释解花的疑虑,花变得更加忧心重重。一天晚上,她将自己的心事讲给红霞听。在她看来,邓家最了解儿子的是红霞。她知道,红旗从进入邓家后最依恋和和的人是红霞。红霞正在洗涮碗筷,一只碗从她手里滑落到地上,幸好没有摔碎。她拣起碗继续干她的活,没有接花的这个话题。

红霞

红霞是唯一在事先知道红旗外出的人。红旗临走前的那个上午,她正在给学生上课,红旗突然大汗淋漓地出现在教室门口。虽然猜不透红旗要说些什么,她却从对方的神情和目光中发现了一种急于表达什么的冲动。这使她乱了方寸,心咚咚跳个不停。在教室外的屋角处,在王青山从另一间教室里传来的抑扬顿挫的领读声里,红旗呼呼地喘着粗气,不停地用袖口拭撺着汗水,无比坚定而又清晰地对她说,“我现在要走,可我早晚有一天会娶你!”说完,头也不回地跑出了学校的院子。

红霞呆呆地在原地站了很久,她记起几年前红旗说同样话的情形。那时他还是个孩子,但两个人的嬉戏已超出了老师和学生的界限,友情中地掺杂进了许多说不清的成分。那时候他紧紧地抱着她,把头深深地埋在她的胸前,而她却在冲动与理智中挣扎,用了最大的努力才把对方推到在地上。

那次,红旗说出了一个成人才会说出来的话:我早晚有一天要娶你。此后很长时间,红霞一直为猛一下将红旗推倒在地而后悔:他仅是个十三四岁的孩子,绝对不懂自己提这个要求意味着什么,而可怕的是,比他大了整整十二岁的自己,也同时陷入了这一危险的游戏。

她也说不清为什么在不经意间将对一个男人的恋情转移到了他的儿子身上,后来发展到把前者逐渐淡漠。早在红旗着魔般处处追逐她的影子的时候,她便清楚地意识到这是一种危险的游戏,可她却无力将这种游戏中断。她心惊胆颤地任由这种危险游戏的发展,唯恐有一天会被邓家哪个人看破。

其实,他们的反常举动曾不止一次地被家里人撞见过,只是谁也没往别的方面想。红霞的人品,年龄的巨大悬殊,使大家把这种一直没有间断的危险的游戏看作了母子般的亲情。

红霞心里明白,红旗此次冒冒失失的话,与多年前的那次大不相同,如果说前一次是一个孩子对母亲般依恋的女人说的心里话,这一次则是一个男人对一个女人的承诺。

她比邓家任何人都先意识到红旗已经长成了一个大人,而且知道红旗一夜间长大的真实原因,这也是她面对花的问话失手将一只碗摔碎的缘由。

不久前,两个人的危险游戏终于因偶然发生的一件事破了格。那是第一批城里的红卫兵到河海公社大串连的前一个晚上。红霞批改完学生的作业,从屋外的水缸里提水准备洗澡。自水水搬到瞎嫂家后,红霞一直一个人住一间房子。细心的刘氏知道红霞特别爱干净,让兆财专门为她买了一个特大号的澡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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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天,红霞几乎每天都要在大澡盆里洗澡。这一次,她象往常一样将水添足,插上房门,一件件地脱着身上的衣服。然而,她万万没想到,就在她提水的时候,从学校回来的红旗将房门打开,象猴子一样溜进了她的房间。

平日,他经常与红霞做此类猫抓老鼠的游戏,冷不丁地从一个角落里跳出来,吓红霞一大跳,之后开始他们不知疲倦的嬉戏。这一次红旗却玩过了头,当红霞插上门开始脱衣服时,红旗正躲在她书橱的后边,谋划他怎样才能使红霞吓一跳的鬼点子。对此,红霞一无所知,她将所有衣服脱净,正准备走进浴盆时,听到书橱后一声低低的惊呼,这是红旗在探头看红霞在干什么时发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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