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贵族蜂出的年代
有人告诉我，中国历史上几无贵族。
确实，翻开中国文明史，自少有鸿鹄之志的流氓陈胜吼出一声“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后，风度、气度、高扬自我大旗，贵气逼人而从不下跪的贵族很难找到。种，珍贵的贵族之种难道真的就被农民、流氓、军阀之种杂交绝迹掉了？但放宽历史的视角，用包容欣赏之心而不是用鲁迅先生尖锐的眼光去挑剔历史，你会发现除了流血成河的“吃人”史外，中国有两个短暂的年代，还是出了一些原本很有希望的文人贵族的。
秦以后中国第一个贵族蜂出的年代应是魏晋。
在谢安的身上，你可以明显找到诸葛孔明和竹林七贤的影子。
“千古一相”的诸葛亮，凭着前后《出师表》和“夫志当存高远，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等名篇亦可纳入文人行列，其隐居茅庐，散淡乡野，乐娶丑妻，拿足了名士和贵族的派头，但一遇“不以善小而不为，不以恶小而为之”的有贵族血统的刘备三顾，便“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去施展拳脚，开创了隆中对中预言的三国鼎立的历史局面。
诸葛亮的贵族相不仅是在出山前拿足了贵族的架子，更重要的是，在刘备死后也不为自己的权利所诱，忠实地履行了自己辅佐阿斗的誓言。中国历史血流成河，遍布杀人游戏陷阱的一个关键就是不诚信的农民、土匪、强盗、流氓长期在权力中枢晃荡，而诚信的贵族不仅太少，而且常常贵族会被流氓们杀掉。而诸葛先生的伟大在于不仅讲诚信，讲高尚，还强大到了不仅不被别人杀掉，还可以去杀掉或感化掉别人的境界。
以嵇康，阮籍为代表的竹林七贤是谢安精神的另一个来源。但谢安的真正长处在于他集诸葛亮的官场操作性和嵇康们的自我散淡性于一身，成功地为后人留下了较为圆满的文人贵族形象。谢后不久的田园诗人陶渊明则由于其官场和生活落魄而鲜有贵气且现实生活一塌糊涂。
魏晋这一兵荒马乱的年代最终以流氓战胜贵族，文盲战胜文人而割掉了中国历史上的贵气。到了宋代，在偃武修文的帝旨下，文人贵族又有一点回光返照。或者说，又出现了一些文人贵族的好苗子。毕竟，改朝换代的必然结果就是杀掉原来的贵族，而新贵族要从市井中产生毕竟是一件难事。
宋代文人贵族的苗子首推范仲淹、司马光、王安石、苏东坡。
范仲淹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道出了代代文人们发奋努力的天下情怀，而一根筋的名相司马光和王安石则是以诚信，一条路走到黑的劲头实践了贵族的傲气，司马光以《资治通鉴》高屋建瓴作帝王师，而王安石作为不屈的改革者，则要把整个国家机器改成一个赢利的商业机器，却导致了官场奸商小人的泛滥，苏东坡则以大文人的胸怀任凭官场风浪，走着雪泥鸿爪的“无风无雨也无晴”的淡定之路。
可惜，文人的贵气，既敌不过皇权更迭的血腥，也敌不过外敌的屠刀，更敌不过诸如朱元璋这种农民皇帝阴暗的宫廷文化。
中国史上的贵气和贵族，是越来越少了。
五、为何国人少贵族？
为什么要去追寻中国历史的贵族和贵气的贫乏？
因为你只要走进中国秦以后的历史，你就会发现，中国历史长河里有两个突出的社会性格特质：那就是长期的精神卑贱和物质贫困。
几千年中国民众辛勤劳作，到头来依然是贫病交加，这才有每年一度的春节大年，民众最主要的节目就是大吃大喝，能吃饱就好，似乎一年只有一次，贫穷似乎是中国人永远的宿命。除了吃喝，中国的大年既缺乏西方圣诞的各类美丽的圣诞歌曲，也缺乏感恩节那种雅致的仪式，剩下的只是穷惯了、穷疯了，吃相难看的吃吃喝喝。
与贫困相伴的必然是卑贱。普通百姓和文人永远在皇权的淫威下下跪不说，就是很多作了皇帝的流氓匹夫，虽位极天子，在权、钱、色等诸方面依旧没有贵族的气度和胸怀，依旧是那样穷凶极恶，恬不知耻。
国人的贵气和贵族都跑哪去了？
这里不能不说到秦始皇的秦政。
秦之恶政之一就是消灭了中国历史上的贵族分封和世袭，而实行一统的郡县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