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晚上，送走小雪后，我独自在街上转悠。我觉得，自己仿佛就像从树上掉落下来的一片枯叶，随风飘扬，迷失了方向。黑子在日记中所描写的景像又让我探身到千里之外的奇穷河的岸边，那里的水流又漆黑又平静，河对岸则聚集了许多血淋淋的黑影盯着我看，只以悲伤的话语回应着我。最后，黑夜把我弃在哀号中就扬长而去。
我在一间小卖部门口停下，买了一瓶53°的二锅头喝了起来。小卖部对面有一排露天长椅，一些上了年纪的人埋头拄着拐仗，仿佛做梦似的在沉思。街角的对面，一个三口之家的年轻夫妇坐在自家店铺门前的台阶上聊天，时而抬起头望一望透过树丛射下来的星光，多么悠闲，多么自由自在。有时转过头还可以看看电视连续剧《加里森敢死队》。
我继续在幽暗、陌生而令人感到有点儿神秘的街上溜达，刚走几步，就觉得整个水泥地面似乎正从我脚下凹陷退去。刹那间我闪过一个念头，希望黑子这时候别心血来潮跑来找我。他应该是在漫天灰尘的金黄色光环笼罩的山丘上，并从那山顶折返，在地上留着断断续续绵延的红色血迹，或是被战友搀扶，双手掩着脸跌跌撞撞地冲下山来。而那时，迫击炮弹就在他身后开始爆炸。我满脑子里都是这种幻觉，在宁静的夜晚，我似乎听到从那儿传来的尖叫声；最后醉醺醺回到家中，撞倒在楼道的墙角上便睡着了。
一道亮光投到我身上；蔡胜利家的起居室兼卧室的门开了一道缝。蔡胜利的猫头鹰脑袋，上面还有一个脑袋，像小鸽子似的乳房压在他扁平的后脑勺上，那是蔡胜利太太。他们看呆了，我浑身污移不堪，无法辨认。他咳嗽，她吃吃地笑，他喊我，我不答理，她又吃吃地笑，他命令她安静，她想知道我哪儿不舒服，他说这不行，你看屁股都露出来了；她说我们“艺术之家”怎么变成酒吧了，他威胁说要我滚蛋，不然又把我房门封死，我仍沉默，因为还没到忍可无忍的地步。蔡胜利夫妇打开门，他开了走廊里的电灯。他们朝我走过来，瞪着凶神恶煞的小眼睛。他站在我身边，居高临下，我等待着猫头鹰发火，不过，蔡胜利只好把努火憋在肚子里，因为楼梯间里有响声，一把看不见的钥匙扭开了房门，进来的是敖博，还带来了一个人，同我一样喝得醉醺醺的。这是赵志辉，终于被找到的鼓手。
这两个安慰蔡胜利和他太太，向我弯下身去，什么也不问，抱起我，把我抬进了我的房间里。
敖博搓暖我冰凉的四肢，鼓手取来我的衣服。两人把我粘满烂泥的皮鞋和满是酒精、呕吐物的衣服脱下，帮我穿上一身干净衣服，擦干我的眼泪。我靠着墙沿坐了下来，拿出一根烟。我摸着口袋想找打火机，敖博把桌上一个打火机丢给我，我在半空中接住。窗外晨曦初现。沙果树繁枝伸展到我的木板套窗上。鸟儿在那里啁啾鸣啭。敖博拿出他的吉它。鼓手挂上鼓。我们一前一后走出套间，走出三里街的房屋，走过清晨的街道，横穿过马狮商城的停车场，经啤酒厂，直到长江岸边。浑浊的长江要向东海流去，它驮着轮船，轮船上飘荡着洗换的衣服。
在那个树木吐露新芽，一齐爽朗地歌唱的五月的早晨，从五点到上午九点，吉它手敖博、打击乐器手赵志辉和我坐在长江南岸，演奏音乐，熟练配合，共饮一瓶二锅头，朝脚下被露珠濡湿了的青草眨眼睛，用鼓点拍击着滚滚东流的白色水花，从琴弦和手指间流淌出来的洁净而清澈的音乐伴送从芜湖驶来、吃力地逆流而上的运煤船，一边为即将成立的摇滚乐队找一个名字。
清晰的波涛声充满沉郁而美妙的情调，太阳把条纹模样的波浪染成暗红色，风和浪不间断地嬉戏，大自然与我们亲切对话，这对于行将坠入黑暗深渊、难于对付自己的我来说，不仅是在蕴含静静清福的风景中寻找祈望而获得的一种拯救，更给我带来了那份回归大地的无限喜悦和惊愕。这时，我站起身来，向他们宣布新诞生的乐队的名称，“盘古乐队。”
敖博认为punk只是各种各样，千奇百怪的革命中的一种。然而生活本身就在逼你造反。“盘古乐队”虽然有了名称，但他以为还应该有自己的理念或主张什么的。他本人也从不把“盘古乐队”看作是一种纯粹的取悦于人的音乐。他用歌德的话说，那是因为“我们需要刺激，因为没有它，我们就不能抵御忧郁”。因此，他主张“盘古乐队”的音乐表现形式就是“简单有效，有战斗性，有针对性，有说服力，有煽动性和幽默感。”对此，他是这样向我们解释：人与动物最大的区别是，他有自我改进和自我拯救的能力。人的责任的根源在于对完美的观念，欲望使之完成，理智使之发现面向它的道路。即使意志在这一条道路上无法到达终点，至少这段距离会产生超越个人局限与环境障碍的要求。这是理性的、文明人的世界观。它引导人们去挑战、去承受、去建设一个没有贫困与恐惧的社会。
那天早晨，我不时站在吉它手敖博和打击乐器手赵志辉跟前，听他们一遍又一遍地排练曲目，又不时聆听他的高谈阔论。在他最后问起我“自从盘古开天地中国一共有多少个神仙？”这个话题之前，我只关心我们的早餐怎么解决。不过，后来由于画家傅世林的出现，我们的早餐也彻底泡汤了。
傅世林带着他的画板在斜坡的一片树林里寻找放画架的地方。他要画一些素描。他来这里应该有一些时间了，一直像木头似的站在木丛中，我们谁也没有发现他。我们演奏我们的盘古音乐，他在画架上画他的素描。
傅世林跟经常来这里晨练的人也很熟稔。他们都跟他打招呼。偶尔也邀请他们去他的画室参观。每当他画好一幅素描后，就会叼着画笔，退后几步观察成果。“不错。”他满意地自言自语。若从艺术的价值来看，他这种即兴写生有生命感的东西，并不是什么高水平的东西。不过，如果将他每天早晨的写生草图并排起来看，那种新鲜感、自由感和超越匠心的乐趣，却具有很大的魅力。这是他的爱好，他也借此锻练身体。傅世林平常很少画风景只画人物，尽管他心中明白景致是永恒的。但他坚持“在人体比例平衡中寻求美的规范”，他说，“这是一门人类和谐而单纯、充满健康与明快的艺术。”那些悠然憩息在大地上的神殿、人化的诸神和像神一般美妙的人的雕像，难道不是代表南方之美么？而你在最古老的殷周铜器上所看到的，是形状复杂、花样怪异的符号，整体的感受则是严峻的，这种感觉是北方式。
他再度将注意力拉回画架，用炭笔在白纸上勾勒出的纯粹黑色线稿。他把我画成了头发一缕一缕下垂的颓废的愤青。我的忧虑憔悴的面孔都在控诉社会。这虽然使我感到意外，可是使我吃惊的是，我的眼睛失去了应有的光度。本该画成亮闪闪的、讨人喜欢的地方，极黑的炭笔笔头却在那里滚动、变细、碎裂和剌人。这与当时的季节和情景是多么不相协调啊！我看见有股水气在阳光的直射下正从我们眼前的江面腾腾升起，飘飘忽忽地掠过堤岸，形成一幅优美、丰醇、扑朔迷离的景像。
敖博和赵志辉在岸边已经排练了好几个小时，现在正准备收工返回。他们走过来看见傅世林把我们三个都画在画架的一张白纸上，便感到十分惊讶。
“噢，”敖博故意大声说，“一群黑色愤怒者，您把我们用炭笔钉在纸上了。”
傅世林很高兴，因为敖博知道他的名字，但他仍旧问敖博，是从哪儿知道他的名字的。敖博面带喜悦之情：在一次大型画展上，我看过您的作品。除了《浔阳遗梦》的六分之一和二十分之一的草图、素描，以及《黄莹像》的小草图以外，印像深刻的就是您那幅代表作《绿》。你把一个神色冷漠、诡异，脸色青白，身穿绿色军装的红卫兵置于清翠玉滴、寂静无声、严峻的森林世界。这让我在深感不安的同时，不禁对生命产生了流转、无常的宿命迷惑。
敖博的这一番话把他形容成孤独的大画家。傅世林给我们递来香烟，问我们的姓名，随后他提议说：如果我们愿意，他可以向天上人间夜总会推荐我们去进行夜场表演。那里的老板是他的一个学生。至于出场费用由我们自己去谈定。我们就这样约好今天晚上8点30分前去见他的学生。
傅世林继续作画，既仔细又有耐性。我们开始向他告辞。
从街上看去，天上人间同那些新开的娱乐场所一样。它们同老夜总会的区别就在于价钱贵。价钱贵的原因可以是由于它内部的灯光、音响、装修等设备一流，也由于这些夜总会具有精湛的节目表演、出色的小姐服务，这些小姐不但人数众多，且个个青春靓丽甚至可以陪客人开房过夜等特色。
霓虹灯大招牌上“天上人间”这几个字以及给人强烈的暖昧感的一个美女图案，故意写得和画得十分醉态。唯一一个窗户，镶有牛眼形玻璃，呈啤酒瓶的绿色。一扇雕花铸铜铁门。门前站着几个身材高大的保安，身穿墨兰色警察制服，头戴大盖帽。还设有安全门，跟机场一样。进了安全门，便是通往内厅的一个走廊，两边站着一排漂亮的美女。“晚上好，欢迎光临。”在这些美女的悦耳声中，我们被一个领班美女带到了一个圆形、灯火通亮的大厅，大厅顶部还装有数只摄像头。大堂里则金碧辉煌，硕大的锡顶水晶灯垂垂地照着，大堂中央有个圆弧形的水池，池中养着各色的观赏鱼，大堂的四周壁上贴着很高的裸体美女彩瓷，这些美女我叫不出名字，好像是希腊神话里的女神，又好像不是。
老板亲自迎接我们，眉飞色舞，手势活得很。我们进到一个约有五十平米的包间。包间四周是一圈沙发，中间摆放着一个很大的屏幕和音响，灯光呈赭色，暗淡、暖昧，但颇有情调，墙壁印着几幅大小不一的裸画。如我们所知，老板名叫吴辉，有时会去群众艺术绾画一些画，但独具慧眼，摸透了中国改革开放发展起来的那个特殊利益群体的消费心理。
“天上人间夜总会你们没来过吧？”吴老板问。
我们摇头。一群美女鱼贯而入，有递毛巾的，有端茶水的，有送果盘的。她们都穿着一件又薄又透明的纱裙，里面的黑色胸衣以及三角裤清晰可辨。在介绍了一番夜总会的情况后，他表示愿听我们演奏一首保留节目中的曲子，听到了一首《飞越北方》。他接着招手让服务生叫艺术总监过来。艺术总监是一个三十岁出头的帅哥，穿着打扮非常奇怪，长长的披风，上面缀满扑克牌图案，西式圆礼帽，高筒皮靴，手上还拎了个长长的盒子。于是我们又得演奏，出色地奏了一曲《远古的通道》。我们奏罢，他站起身说：“这正是我要找的。今晚11点，是你们的节目。”他说完这句话又退出了包厢。看来他也持类似的看法，也相信他找的正是我们而且找到了。随后吴老板提议说：在天上人间演奏，晚九时至凌晨二时，每人每晚200元，但不包括我，因为我不会演奏。敖博说我们是一个乐队的不能少我。可是吴老板只答应付两人的报酬，除非我会吹萨克斯。我们只好这样敲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