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时我会打电话叫上乌瑞克一起去舞厅玩玩。我生病的次数越来越多，每次请假的时间也越来越长。这样发展下去肯定要坏事的。
莫娜鼓励我的这种“不法行为”。她从来就不喜欢我这个人事部经理的角色。
“你应该写作。”她会说。“好啊，”我会反驳说，心里暗自高兴要挑起一场争吵以缓和这种意识。“好啊！可我们靠什么生活？”
“这事让我来想好了！”
“可我们不能永远靠骗人的钱过日子。”
“骗？我借钱的那些人根本不把这当回事儿，他们还得感谢我呢。”
我无法理解她的想法，不过我会让步。我毕竟提不出什么更好的解决办法。为了结束这场争吵我总会说：“好吧，我还没辞职。”
这些偷来的休息日我们时常是在纽约第二大道渡过的。在那个街区我有很多朋友，当然都是犹太人，而且大部分穷困潦倒，不过都是些快乐的伙伴。在巴巴莫斯克维茨吃过饭后我们就去皇家咖啡厅坐坐，在这里你肯定能发现你想找的人。
一天晚上，我们在这条大道上漫步，我正要从一个书店的橱窗向里瞧一眼陀思妥耶夫斯基——他的照片常年挂在这个橱窗里——阿瑟·雷蒙德的一个老朋友过来同我们打招呼。内厄姆·尤德。他是个矮个子，脾气暴躁，他用依地语写作。他的脸就像一个大铁锤。你见过一次就永远不会忘记的。他说话又快又不清楚，好像一个字一个字地蹦出来的。他不仅说话像放鞭炮，而且还流口水。他的口音，简直难听死了，不过他的微笑十分动人——就像杰克·约翰逊。这使他的脸变成了一种杰克——灯塔式的扭曲。
我每次见到他时他总是兴高采烈的，总像是刚刚发现了什么了不起的、闻所未闻的东西。他在倾吐心声的时候总要给你洗一次淋浴，免费的。不过他的话还值得听。从他的门牙里四溅出来的唾沫星子同淋浴的效果差不多，有时候还夹带着几粒苦蒿的种子。
他一把抢过我腋下夹的书，大声说：“你在看什么书？啊，哈姆森。好！是个出色的作家。”他甚至还没说“你好”。“我们必须找个地方坐下来聊聊，你打算去哪儿？你吃饭了吗？我饿了。”
“请原谅，”我说，“我想去看一眼陀思妥耶夫斯基。”
我撇下他站在那儿激动地手舞足蹈地同莫娜说话。我独自站在陀氏的肖像前，像以往许多次一样审视着他那熟悉的容貌。我想起了一位朋友，洛·雅各布斯，每次经过莎士比亚的塑像时他总是脱帽致敬。这比我在陀氏面前鞠躬似乎又多了一层内涵，更像一次祈祷，一次使他能揭开那表像中的秘密的祈祷。那么平淡无奇，他那张脸，像个斯拉夫人，十足的俄国农民。那是一张在人群中就是与你擦肩而过你也不会注意的男人的脸（内厄姆·尤德看上去比那位伟大的陀氏更像一位作家）。
我站在那儿，就像往常那样试图集中精力于发现隐藏在那个像面团一样的脸后面的谜。唯一能清楚理解的只有痛苦和固执，一个偏爱下层社会的人，一个刚从监狱里出来的人。我陷入了沉思，终于我看见的只是一个艺术家，一个不幸的、史无前例的人物，他们每一个都是那么真实，那么令人信服，那么奇妙且神秘莫测，是疯狂的查尔斯和所有那些残酷、邪恶的大主教们加在一起也无法比拟的。
突然，我觉得内厄姆·尤德的重手放到了我的肩上，他的眼睛不停地眨着，嘴角挂着口水。他那顶破旧的、不管是在家里还是出门都不摘下的帽子压得很低，遮住了他的眼睛，那样子显得有点儿可笑，又有点儿疯狂。
“神秘！”他大声说，“神秘！神秘！”
我茫然地看着他。
“你还没看过？”他喊道。好像有一群人围住了我们，其中一个不知从哪里蹦了出来，就像一个小贩在兜售他的货色。
“你说什么？”我淡淡地问。
“说你的纳特·哈姆森。他写的这本最了不起的书，它的德文名字就叫《神秘》。”
“他是指《神秘》。”莫娜说。
“对，就是《神秘》。”内厄姆·尤德喊道。
“他刚才一直在跟我谈这个，”莫娜说，“听起来很不错。”
“比《一个在无声的琴弦上演奏的流浪汉》还棒吗？”
内厄姆·尤德突然插进来：“那不值一提。《大地的成长》使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而《神秘》却无人知晓。让我来做解释吧……”他停了一下，转身吐了口痰。
“不，最好不解释。到你的卡内基图书馆去找一本。你们用英语怎么说来着？《神秘》？差不多一样的——不过‘神秘’更好一点儿。更神秘点儿，不是吗？”他咧嘴笑了笑，帽沿又遮住了他的眼睛。
他突然意识到自己招来了许多听众。“回家去！”他喊道，挥动双臂驱赶人群。
“我们是鞋上的花边吗？你们怎么了？我难道要租一个大厅才能同一位朋友私下说话吗？这儿不是苏联。回家去……走！”他又挥起手臂。
没人动，他们只是放纵地笑着。显然，他们跟他很熟，这个向厄姆·尤德。他们中的一个人用依地语说了几句话，内厄姆·尤德不高兴却又有些洋洋自得地笑了笑，无助地看着我们。
“他们想让我用依地语给他们背诵一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