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哎，对了，”项茹梅说，“你是怎么来的？”
“坐11号呀。”
“做11号？”
“就是走路啊。”欧阳健笑着说，说着还抬抬腿，做了一个步行的样子，然后问：“你是怎么来的？”
“我们队正好有拖拉机来。”项茹梅说，“要不然这样，你跟我们拖拉机回去，去我们那里玩玩，然后再回下山弯。”
欧阳健想了一想，仿佛拿不定主意，于是又看看自己身边的那一位，像是在征求她的意见。
项茹梅这时候才注意到欧阳健原来不是一个人，他的旁边还有一个人，就是那个“狐狸精”兼“白天鹅”。尽管这时候项茹梅恨不能给她一脚，但是还是假装热情地上去挽住倪和平的手，说：“去吧，去玩玩，一块去吧。”仿佛她跟倪和平早已经是老朋友。
没办法，项茹梅要想接近欧阳健这时候就必须对倪和平表现出亲近，哪怕这种亲近是装的。
倪和平大约是根本就没有将这个丑小鸭放在眼里，或者是倪和平确实也想去下山弯看看，因为关于下山弯的许多美丽而神奇的传说他们也听过不少，所以这时候倪和平就笑着点点头。
在拖拉机上，项茹梅跟倪和平算是正式认识了。认识了之后项茹梅对“狐狸精”就表现出十分的友好，甚至比对欧阳健都友好。项茹梅这下开心了，因为她以后可以在任何时候冠冕堂皇地去北弯了，去北弯的理由非常充分——去找倪和平玩。
欧阳健和倪和平在下山弯受到顾大尉他们的热烈欢迎，几个知青像过年，兴奋摆在脸上，马上张罗着热情招待。无奈下山弯这个地方太偏僻，不但偏僻，而且自从拦了水坝砍了野茶树之后，消费水平极低，平常村里面的小卖部主要作用就是老乡用鸡蛋换盐，连吃点酱油都是一种奢侈，哪里有什么好招待？有个女知青想起来她来的时候从家里带来一刀腊肉，这刀腊肉上面的瘦肉部分已经被她吃完了，剩下的就是连着猪奶子的肚皮，本来想甩掉的，但是又舍不得，于是就这么一直放着，都放成古铜色了，但是上面的油还是能看出来的。这时候找出来，竟然成了主菜。
项茹梅心疼欧阳健，就像当年她母亲心疼她父亲，那时候他们家穷，但是再穷，只要父亲放木排回来，母亲就是借也能借两个鸡蛋回来，怎么着也会给父亲弄二两酒两个菜。现在欧阳健来了，尽管欧阳健跟项茹梅今天才算正式认识，但是在项茹梅的心中，她确实已经感觉到了那种如母亲对父亲一般的心疼。当初母亲专门给父亲炒鸡蛋的时候，小小年纪的项茹梅还有点想不通，现在突然想通了，难怪老一辈常说女儿大了自然会孝敬妈，主要是当女儿自己快做妈的时候，就能对自己的妈理解了。好在项茹梅平常节省，身上多少也有一点零钱，早早地已经从小卖部花七毛三分钱打了一斤酒。项茹梅自己从来都没有喝过酒，但是她知道酒是好东西，至少对男人是好东西，要不然妈妈为什么总是千方百计地给爸爸弄酒喝？这时候项茹梅又找出自己积攒的一条肥皂，拿去跟二贵娘换了十个鸡蛋，二贵娘用草木灰洗衣服已经洗了半年了，早就想拿自己积攒的十个鸡蛋跟项茹梅换肥皂，但是项茹梅就这一条肥皂了，要是换给她，项茹梅自己洗衣服怎么办？二贵娘没有肥皂还能用草木灰滤水对付，项茹梅连这个本事都没有，所以一直没舍得换，只是答应等回重庆过年回来的时候一定想办法给她带一条。今天欧阳健来了，欧阳健来了对于项茹梅来说比过年都重要，所以她也顾不得什么洗衣服不洗衣服了，先换了鸡蛋再说。
不知是不是白酒和鸡蛋的作用，那天他们九个知青都十分开心，不但欧阳健和倪和平开心，那些跟着他们沾了不少光的三男三女六个知青也顿时发觉项茹梅其实是十分可爱的。一斤酒九个人喝，居然还喝的满村飘香，连村里的狗都围过来不少。
那一天是项茹梅第一次喝酒，尽管只有一口，但是意义非凡，对女孩来说，凡是第一次的事情都意义非凡。那天项茹梅喝的那口酒是他们九个知青一起碰杯喝的，尽管碰的其实不是酒杯，而是搪瓷缸子，他们都没有想到这个搪瓷缸子除了平常刷牙和喝水之外，还能当作酒杯用。其实拿什么东西喝酒无所谓，关键是大家一起碰杯，既然是一起碰了，那么当然也就包括项茹梅跟欧阳健也碰了。这是多么大的一个进展呀！从以前只能远远地看着欧阳健，到现在能够面对面地跟他讲话，刚才坐拖拉机回来的时候，拖拉机在土道上上下颠簸，有几次项茹梅跟欧阳健实打实地碰在了一起，假如说拖拉机上的碰在一起是无意识的话，那么现在的碰杯就是明明确确的，因为大家一起碰的时候，欧阳健还专门跟项茹梅碰了一下，在欧阳健跟项茹梅专门碰了一下的时候，欧阳健还专门看着项茹梅，看的非常专注，使项茹梅愈发觉得自己离成功只有一步之遥了。项茹梅相信，无论做什么事情，只要你用心去做了，就一定会有所收获。
在他们喝的最高兴的时候，欧阳健向大家透露了一个消息：公社准备成立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这确实是一个好消息，这意味着他们又可以经常聚在一起，这意味着他们是英雄终于有了用武之地，这意味着他们可以经常打牙祭。他们在谈论这个话题的时候，好像一下子把项茹梅冷落了，因为他们谈的是以前的事，他们以前的事情项茹梅不知道，因为项茹梅比他们低几届，他们说是事情项茹梅根本就没有经历过，不但没有经历过，而且也没有听说过。他们说的人项茹梅也没有一个是认识的。他们说到他们去重庆起重机厂演出那一次，厂里面请他们好好吃了一次，说得项茹梅除了想流口水之外，根本没有发言的机会，而其他几个知青，哪怕他们当初也不是二中宣传队的，但是至少他们还听说过一些事，只要听说过一些事，就总有说话的机会。比如顾大尉，顾大尉就不是宣传队的，但是他也能插上话，他说：“听说你们吃的时候还有人偷偷地把肉包子放在琴盒子里面，带回来吃，是不是？”
“是的，”倪和平说，“是韩凯，上次去南弯还看见他了。”
“你有没有带？”项茹梅问欧阳健。项茹梅总算找到了一个说话的机会，与其说是“说话”，倒不如说是“问话”，其实问话也好说话也好，只要能开口就好。开口之后，项茹梅又感觉这句话问的非常不好，这样问不等于说欧阳健是贪吃佬了？于是就想把话吞回去，可惜说出去的话没有办法再收回来了，只是红着脸，等着欧阳健能够给她一个台阶。
“我没有带，”欧阳健说，“我没有带的原因是我并不喜欢吃那个包子。”
“那你喜欢吃什么？”一个女知青问。
“我最喜欢吃朝天门码头上卖的二娃子扒肥肠。”
亏他说的出口，二娃子扒肥肠哪个不喜欢吃？欧阳健说完，还不自觉地咽了一下口水，弄的大家都跟着咽，仿佛已经闻到那红红的扒肥肠的奇特的香味，已经伴随着这种香味对自己咽喉的滋润。于是马上就有人提议：等回到重庆，第一件事就是直奔朝天门码头，买上五斤二娃子扒肥肠，把自己的大肠好好滋润滋润。
从那天之后，项茹梅在自己的心里面暗暗地把成语“画饼充饥”改了，改成“想扒肥肠解谗”。她甚至经常做一个梦，梦里欧阳健把一节红红的肥肥的二娃子扒肥肠包进嘴里面的镜头。项茹梅经常想，到时候我一定把自己的那一份省下，省给欧阳健。
梦毕竟是梦。而人是生活在现实中的，这个现实就是：项茹梅必须能够进公社宣传队。只有进入公社宣传队，她才能跟欧阳健战斗在一起，学习在一起，工作在一起。
第二章那天以后
6
那天以后，项茹梅就偷偷地近乎疯狂地学习起音乐来。学习的方法一是天天听无线电，二是抓紧时间学识谱。项茹梅听收音机专门挑音乐节目听，一边听还一边跟着唱，多唱几遍也就能哼个八九不离十了。特别是钢琴伴唱红灯记，由于收音机里面天天播，这个台播完那个台播，有时候居然是一个台一天播好几次，听到最后，不但李铁梅的唱腔项茹梅能应付自如，连李玉和和李奶奶的唱段她也能哼了。至于识谱，项茹梅认为很重要，她甚至能想象出哪一次当着欧阳健的面，抓起一个新歌马上就能唱出来，欧阳健肯定会投来惊喜的目光。好在项茹梅在初中的音乐课上学过基本的音阶，基本音阶连起来从头唱到尾还没问题，但是如果从中间任意挑出两个，她就唱不准了。项茹梅现在要做的就是要能通过这一关，只要能通过这一关就好办了。于是，项茹梅就勤学苦练，每天练一个音符，第一天练“1”，哆莱莱哆，哆眯眯哆，哆发发哆，哆嗦嗦哆，哆啦啦哆，哆嘻稀哆。第二天练莱，第三天练发，终于把音阶大高低大致掌握了。
在这段时间里，除了到公社图书站买了一本《乐理知识》之外，项茹梅一直都老老实实呆在下山弯，从来都不请假，每天除了出工就是学习乐理和听样板戏。项茹梅甚至没有去北弯，其实她几乎天天想着去北弯，而且现在她去北弯也有了理由，她可以说去找倪和平呀。她相信，如果她去北弯找倪和平，倪和平肯定是会欢迎的，不但倪和平会欢迎，欧阳健也会很欢迎，倪和平和欧阳健都觉得还欠着项茹梅的人情呢。但是项茹梅没有去。不是项茹梅不想去，项茹梅要等到自己有了一定的音乐水平之后才去。上次在南弯，欧阳健曾经问她，“你也喜欢文艺？”项茹梅当时是点头的，但是当时点的不是很肯定，这种不是很肯定的点头可以理解为谦虚，也可以理解为心虚，到底是谦虚还是心虚，关键就要看下一次见面时候的表现了。如果下一次见面的时候，项茹梅能够露一手，那么她上一次不是很肯定的点头就是谦虚。项茹梅想给欧阳健留下一个“谦虚”的印象，所以这段时间项茹梅不能去北弯，她要苦练基本功，等练的能出手了再去。
终于等到公社成立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这一天了，文艺宣传队的队员首先要大队推荐，下山弯大队推荐名额是两个，一男一女。谢天谢地，女的是项茹梅，男的是顾大尉。其实在推荐的问题上项茹梅一点手脚都没有做，因为事先他们根本就不知道，就是知道了，项茹梅也不晓得该怎样做手脚。事实上，大队推荐项茹梅是因为她劳动态度好，劳动态度好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她请假最少，二是她能够跟贫下中农打成一片，不象其他几个知青，一天到晚他们抱在一起，跟老乡隔心隔肺，项茹梅跟他们好像不是一路人，既然跟他们不是一路人，那就是跟贫下中农是一路人。贫下中农把推荐到公社当宣传队员的事情当作是评好人好事，当然是谁跟他们贴心他们就推荐谁。再说到公社是一件占便宜的事，风吹不着，雨淋不着，却要生产队给全工分，所谓全工分就是拿劳动力的工分，每天十分工。如果是项茹梅去，等于生产队每天白贴给她两分工，而如果是其他知青去，生产队等于贴了四分工，因为其他女知青在生产队每天只能挣六分工，这个账贫下中农算得清楚得很。大约正是这个原因，所以另一个名额才给了顾大尉，因为顾大尉在水稻生产队，水稻队比茶叶队苦，早稻育秧的时候，冰碴子都能把脚划出口子，所以水稻队的工分高，再说顾大尉干活舍得出力，差不多就是一个整劳力，九分工，不推荐他推荐谁？
到了公社以后才知道，推荐的只是极少数，绝大多数是不用推荐的，不但公社里面的男男女女和学校的部分老师根本就不用推荐，就是像欧阳健和倪和平他们下乡的时候带了乐器的也不用推荐了，直接被公社调了上来。到公社礼堂一集中，黑压压地一片，少说也有二三十人，比他们二中那个宣传队都大。
头一天是开会，全部集中在礼堂开会。公社革委会好像非常重视这项工作，该来的不该来的头头脑脑全部都来了，主席台一排坐不下，在后面又加了一排。项茹梅不知道搞一个宣传队要来这么多大领导干什么。那时候项茹梅还比较单纯，还没有往不健康的地方想，比如想到这些头头脑脑其实是来看美女的，许多年之后项茹梅才想到这个问题，因为根据后来的回忆，当时差不多整个公社有点姿色的女人全部都来了。当然，项茹梅除外，因为项茹梅不是公社抽调的，而是下面推荐的，下面推荐的就不一定是最漂亮的。
不管来这么多领导来参加会议的真实目的是什么，但是既然来了，那么总是要说两句的，要是一句话不说，那么还真的让人怀疑他们是看美女的。不知道是不是为了证明自己并不是专门来看美女的，领导们都要发表讲话。而且这些领导几乎都非常有水平，居然每一个人都能说上一大通。看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确实是提高了这些人的思想觉悟，他们居然每个人都能把延安公社成立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的事情与世界革命挂上钩。每一个领导说完，自己都要带头鼓掌，他一带头鼓掌，台上的那两排人就要跟着鼓掌，台上的人一鼓掌，台下的这些人马上就鼓掌。台上的人为什么鼓掌台下的人不知道，但是台下的人自己为什么鼓掌他们心里面非常清楚，因为他们知道，一鼓掌就代表这个人说完了，说完了就该下去了，等到他们全部都下去了，就该吃饭了。这里虽然没有重庆朝天门二娃子扒肥肠那样的美味佳肴，但是比他们在生产队的油水肯定要重一些。可见这些宣传队员的觉悟比台上领导低多了，领导想到的是解放全人类，他们想到的居然是自己的肚子。
下午自由讨论。所谓自由讨论可以理解为自由活动，但是活动的地点只限制在大礼堂之内。不知道是不是鹤立鸡群的缘故，公社的这个大礼堂看上去居然比重庆临江门的人民演剧院还要大，特别是门楼子上，一个画得不怎么象的毛主席像，在两边成放射状的三面红旗衬托下，显得光芒四射。为了增强这种光芒的效果，又在毛主席像的上方专门画了几条金光，这样，毛主席就成了名副其实的红太阳了。
礼堂的外表虽然雄伟，但是里面却差强人意，舞台上一块幕布都没有，光秃秃的，仿佛是为了证明从这个舞台上发出的任何声音都是绝对真理，因为只有绝对真理才不需要修饰，不需要修饰就是没有什么可掩饰的，用当时流行的话语说，就是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既然台上是真理，那么台下当然也就不甘示弱，为了台上台下协调一致，下面的观众席上干脆什么都没有，就是一个斜斜的土坡，革命得更彻底。其实这样也是为了给人民更加广泛的自由，真要是有什么演出活动，观众不仅可以省去对号入座的麻烦，而且可以选择坐，也可以选择站，甚至可以选择蹬，反正可供选择的姿势越多说明观众越自由，也说明这里的政治空气越民主。观众席上实行彻底革命的另一大好处是方便了宣传队员晚上睡觉，那时候公社还没有招待所，一下子集中这么多人来到公社，晚上睡在哪里？只有睡礼堂。事实上，昨天晚上就是女队员全部睡在舞台上，男队员全部睡在舞台下，如果公社的礼堂也像重庆临江门的的人民剧院一样，里面安装满了座位，那么男队员晚上怎么睡觉？可见，公社革委会的负责人在当初建设这座雄伟的礼堂的时候是具有预见性的，要是他当初在礼堂里面安装了座位，那么男队员可能就只好也睡在舞台上，如果那样，就很难排除男女混居的嫌疑。可惜公社领导的苦心并没有发挥长期的效用，事实上，他们只住了一个晚上，就发现这样分居行不通，因为下面的坡度太大，早上起来的时候，好几个男队员已经顺坡滚到了舞台跟前，弄的几个坚守原地的男士觉得自己吃亏了，因为那是一个强调人人平等的年代，要挨女同胞近就必须大家都近。为了实现平等，最后他们全部住到台上，男队员在前台，女队员在后台，前台与后台之间隔了一道墙，男队员一般是滚不过去的。
这时候项茹梅和欧阳健、倪和平三个人在一起，他们好像都不知道自由讨论到底是讨论什么，因为他们的觉悟显然没有公社革委会领导那么高，主要是不会把公社组织宣传队与无产阶级解放全人类联系在一起。既然不会联系，那么就只好练习。反正在巴山话当中联系与练习差不多。于是倪和平搬来手风琴。手风琴好，一个手风琴差不多就相当于一个小乐队，就能够把一个宣传队闹起来。欧阳健很知趣，知道自己的小提琴比不了倪和平的小提琴，不仅在业务上比不了，而且在政治上也没法相比，当年苏联红军闹革命，与革命战鼓一起奏响的就是手风琴，而不是小提琴，小提琴一看就有小资产阶级情调，于是干脆就不用拿出来了，直接拿嗓子唱，高唱革命样板戏。倪和平问欧阳健唱什么，欧阳健一下子被问住了，不知道唱什么。项茹梅说：唱红灯记吧。欧阳健说好，就唱红灯记。于是倪和平用手风琴起了一个头，欧阳健唱了一段《临行喝妈一碗酒》，唱完之后，竟然博得了一阵掌声，而且这个掌声比上午的掌声还热烈。项茹梅当然也使劲鼓掌，但是她觉得总是有什么地方不对劲，不知道是欧阳健唱的不对劲还是倪和平的手风琴伴奏不对劲，或者是这个手风琴到底不比钢琴，钢琴可以伴唱红灯记，而手风琴伴奏起来就不是那么回事。尽管如此，气氛还是被带动起来，主要是项茹梅的情绪已经被调动起来。项茹梅在下山弯苦练了这么长时间，等着不就是这一刻吗。
“下一首唱什么？”倪和平问。
欧阳健好像又不知道唱什么了，于是这个时候看着项茹梅，说：你唱一段？
项茹梅脸红了一下，大约是激动的，不知道是终于能在乐器的伴奏下于大庭广众之中唱歌激动，还是因为终于能在欧阳健面前露一手了而激动，总之项茹梅当时红着脸看了一眼倪和平，说：“那我就唱一段《都有一颗红亮的心》，降一调，d调太高了，唱f调吧。”
倪和平愣了一下，大约是没有想到项茹梅这么内行，绝不是那种随便瞎唱的，于是重新把手风琴移了一个位置，争取把手风琴拉得更接近钢琴。
项茹梅嗓子虽然一般，但是旋律和节奏掌握的都相当到位，唱完之后也获得了大家的一阵鼓掌，特别是欧阳健的掌声，项茹梅听的非常清楚，仿佛声声都拍打在她的胸口上。
本来这二三十个青年男女大部分都是以打情骂俏的方式在自由讨论，现在被欧阳健他们三个人一闹，居然把大家的热情都调动起来，于是也干脆不搞什么自由讨论了，全部都围过来，在最热烈的时候，韩凯还不甘寂寞地即兴翻了两个跟头。他们这么唱着闹着，终于惊动了对面院子里面的领导，于是领导也坐不住了。刚开始来了几个小领导，最后来的是大领导。小领导来的时候没声没响，站在靠近门口的地方远远地看着，同时也咧开嘴巴笑着，大领导来了就不一样了，大领导是人还没到声音先到，就像是样板戏里面主要英雄人物出场，先要鸣锣开道。
“呵吆，不错呀！”大领导说。
大领导一说，门口的几个小领导马上自动给他让开一条道，同时递上恭敬地微笑，仿佛是对大领导刚才这句话的喝彩。
大领导来了大家也都不打不闹了，仿佛刚才是自由讨论，现在是集中讨论了。大家都看着大领导，等待着他的指示。
“继续练，继续练。”大领导说。
大领导虽然说让大家继续练，但是大家还是不知不觉地都静静地立在那里，连倪和平也十分知趣地把手风琴扣上，等待领导的训话。他们相信，既然领导来了，那么就肯定是要训话的。领导对老百姓训话，就像老百姓对牲口驯化差不多，其实都是做思想工作，或者说都是让被训话和被驯化者按照他们的上头的意思去培养习惯，好在这些宣传队员早就已经被驯化的差不多了，已经习惯接受领导的训话。
大领导体谅大家等着他训话的心情，只好不负众望，清了清嗓子宣布：经公社革委会研究决定，由牛德望同志担任公社宣传队队长，项茹梅同志担任宣传队副队长。说完，自己带头鼓掌。既然大领导自己带头鼓掌了，于是其他人也只好跟着鼓掌。欧阳健韩凯倪和平还有项茹梅他们边鼓掌边纳闷，纳闷牛德望是谁他们不认识，纳闷项茹梅怎么当起了副队长，不仅欧阳健和倪和平他们没想到，就是项茹梅自己也绝对没有想到，或者说她根本就没有想过这个问题。这时候，领导怕大家鼓掌过于热烈，于是双手展开，往下做了一个压一压的动作，示意大家静下来，继续听他训话。
大领导说：“牛德望同志是从毛泽东思想大学校刚刚毕业的，伟大领袖毛主席说过，‘人民解放军是一所大学校’。牛德望同志苦大仇深，是党员，又是刚刚从部队退伍，政治上可靠，让牛德望同志担任队长革委会放心，贫下中农放心。至于革命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