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毛出院后回到台北宁安街四楼的小公寓，因为小公寓没有电梯，她有伤不能下楼，每天需由家人送饭上去。
我本想去探望她，同时看看剧本，三毛坚持要等到剧本完稿后，才请我上她家。
电话终于来了，我提着两盒凤梨酥上楼，她很体贴地把凤梨酥放在左手边的小茶几上，还说她最喜欢吃凤梨酥。我顺着茶几坐下，浏览着对面书架上放得整整齐齐的书，她注意到我在看那排列整齐的书，她说有时候她会故意把书打乱，这样看起来才有味道。
当我坐定后，她把剧本一页一页地读给我听，仿佛她已化身为剧中人。到了需要音乐的时候，她会播放那个年代的曲子，然后跟着音乐起舞。相信不会有人有我这样读剧本的经验。因为她呕心沥血的写作和全情的投入，而产生了《滚滚红尘》，也因为《滚滚红尘》，我得到一九九零年第二十七届金马奖最佳女主角奖项。这个奖，是我二十二年演艺生涯中唯一的一座金马奖。
没有三毛，我不会得到这座奖，是她成就了我。当我在台上领奖时，真想请她上台跟我一起分享这个荣誉，可是我没有这么做。这个遗憾一直到了二十年后的今天，还存在我的心里。
我们曾经约好，她带我一起流浪，一起旅行的，但最后她却步了，理由是我太敏感，很容易读出她的心事。
通常我与人第一次见面，都会记得对方的穿着打扮，但是三毛那天穿了什么我却完全记不得，只记得她是一个敏感而心思细腻的人，她专注地听我倾吐，也谈论人世间的悲欢离合、爱恨情仇。她的声音像少女般的稚嫩，听她讲话、听她的故事让我入迷，她是个多情而浪漫的女人，我完全被她的气韵所吸引住了。
虽然我们见面不超过十次，但是在电话里总有聊不完的话，在她临走的前几天，我老觉得要跟她通个电话。就在她走的那个晚上，我打电话到她家，电话铃声响了很久很久都没人接。第二天早上，因为有事打电话到荣民总医院找朋友，竟骇然听到，三毛在病房的洗手间里，用丝袜结束了她浪漫的一生。
她走后没多久，我在半夜三点钟接到一通电话，对方清脆地叫了声“青霞”！然后声音渐渐由强转弱地说着：“我头好痛，我头好痛，我头好……”我心里纳闷，这到底是谁在恶作剧？三更半夜的。一直到现在都没有人承认是谁打的电话。那声音很像三毛。后来我跟黄霑提起这件事，黄霑说：“那你就烧几颗‘必理痛’给她好了。”
又有一次，我在梦里，见到窗前，一张张信笺和稿纸往下落，我感觉是她，心想，她大概不想吓我，而用间接的方式将信息传达给我，胆小的我不敢接收，嘴里重复地念着“唵嘛呢叭咪吽”把这个梦给结束了。后来很后悔，为什么不先看看信和稿纸里写些什么。
一九九一年六月，我在法国巴黎和朋友沈云相约到埃及旅游，当时邓丽君也在巴黎，我们约她一块儿去，她说那儿阴气重，劝我们别去。记得到开罗的第一个晚上，我打电话给她，请她再考虑过来，她还是劝我们折返。就在那个晚上，我和沈云分睡一张单人床，床的右侧有一张藤椅。我在梦中很清楚地看见藤椅上坐着三毛，她中分的直长发，一身大红飘逸的连身长裙，端庄地坐在那儿望着我，仿佛有点生我的气。我一看见她，先是很高兴她没死，后来一想，不对！马上念“唵嘛呢叭咪吽”，我就醒过来了。三毛是不是在信守她的承诺？传达讯息给我，而我却一再地不敢面对。
我一直把这个疑团放在心里。又过了几年，在一个聚会里我遇见严浩，问他三毛是不是要告诉我什么？信奉道教的严浩，瞪着一双又圆又大的眼睛，轻松而果断地说：“这完全没有关系！”
从此我就再也没有梦见三毛了。
三毛走后，一直想写一篇追思她的文章。又不知从何下笔，这次看到倪匡的文章，心有所感，才把我跟她的交往片断记录下来。
二零零八年五月一日
拍戏的幕后工作人员称呼我“姐姐”，称呼张国荣“哥哥”，我猜想他们也许认为我们两个是特别需要被宠爱的。
一九九三年我们一起拍《东邪西毒》和《射雕英雄传之东成西就》，那个时候我们俩都住在湾仔的会景阁公寓，总是一起搭公司的小巴去片场。有一次，在车程中他问我过得好不好，我没说上两句就大颗大颗的泪珠往下滚，沉默了几秒，他搂着我的肩膀说：“我会对你好的。”从那一刻起，我们就成了朋友。
二零零三年三月的一个晚上，我吃完晚饭约施南生看电影，她说她刚好约了张国荣看电影，她要先问问“哥哥”再打电话给我，我心里纳闷，干嘛要先问他，就买多一张票一起去看好了。
在又一城商场戏院门口的楼梯上方，他靠在墙边对我微笑，那笑容像天使，我脱口而出：“你好靓啊！”他靦腆地说刚剪了头发。
我们看的是《纽约风云》，这部戏太残忍、太暴力了，我看得很不舒服，散场走出戏院，他搂着我的肩膀问我好看吗？我摇摇头，就在他的手臂搭在我肩膀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