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能猜出接下来要做的是什么吗？
这不是智力急转弯，但是你也不一定能在三遍内猜中，告诉你吧，
接下来的就是全连集合好的人们，排着队，依次走上跳板猫腰钻过窗户，然后再从里面的跳板上走下来，经过那瓶鲜花，看上一眼，为站立在花两侧呆若木鸡的新郎新娘祝福上这样一句，狠批封资修……不过，这支祝福队伍真的是很奇特，人们有的手里拿着一个新盆，有的拿着一只暖瓶，还有的拿着被单，这是在送喜礼，可是看那新郎与新娘那哭丧着的脸及排着队缓缓而过的人们，怎么看怎么像在进行一场悼唁……。
这个婚礼闹大了，在当时全团都引起了哄动，团广播站专门在大喇叭里播出了新闻，“警惕这鲜花婚礼”新郎新娘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见人都是灰溜溜的。对于张连长，知青暗地里恨不能要把他的祖坟给堀出来了，不过这并没有影响张连长的情绪，有次酒后，张连长提到事时恨恨的说道：
我就是想治治他，妈的，你看吧，田妹早晚要倒霉！
所以说，和老班长比起来，我这真是小巫见大巫了。想看书来第二华人书香吧
一
我去畜牧排报道的那天是晚饭后的黄昏时节，那天连长亲自牵着只有一匹驾辕马拉着的马车，上面载着我的木箱和行李，从连队宿舍到畜牧排路程正好是一公里，但这段路连长却手拉着马带着我走了足有半小时，一路上，连长痛心疾首、语重心长的开导着我，他边走边说，边走边停。那个黄昏特别的静，一点风也没有，连长说了好多好多的话，我好像没记住一句完整的话儿，但中心意思我弄明白了，他这所以这样做，就是为了对得起老战友，也是要对老战友的儿子特别的负责任，所以才让我到畜牧来，和那些不会说话的猪羊在一起，有助于净化我的灵魂，同时也是为了我的面子考虑，这样可以少接触那些容易让我敏感的人，也就少犯错误，总之，是要我别灰心，振作起来，争取在畜牧排干出个人样来，以后还是有机会有前途的……
对连长大叔的一番苦口婆心，我一句也没有去应和，始终保持着沉默，就这样一直到了畜牧，
前来接我的是畜牧排长李和平，就是那年大年初一我会河马时，抱着我腰的那个人，他是六七届北京知青，长得应该说是非常标准的男子汉，宽肩细腰，身高一米七八，一张国字脸，显得很英俊，只是他的头发属自然卷的那种，而且是微微有些发黄，他的一双眼睛应该是那种浓眉大眼的一种，但是里面却是发黄的眼瞳，后来我听说，回回族人的眼睛就是这样的，可是他却不是回族，档案上添的是汉族，他一年四季总是留着一个八字胡，而且那胡子也是很浓的，也呈黄色，一句话，从他的脸上看，不像个中国人，后来苏老二就根据他的长相，给他起了个绰号，叫他“哥萨克骑兵”，后来，大家叫着叫着就把骑兵俩字叫丢了，直接叫他为“哥萨克”了。
“当送走连长后，“哥萨克”满脸笑意的握住我的手说：
“兄弟，以后有啥事对我说，咱哥们没说的”。
接下来他简要的向我介绍了下住宿的情况，“畜牧排只有一幢房子是除了小食堂外还有五间宿舍，其中女的占有两间，男的占有两间，而另一个宿舍目前只住一个人，是团部下放来改造的一个老北京知青，你看你想住在哪里，我帮你调整”。
我当时连想都没有想，我只想清静，我要和那个被改造的人一起住，其实当时我的状况，又何其不是被改造呢？
于是，我便和那个被改造的老北京知青住在了一起。
这次同铺炕的是个老知青，是六三届的北京青年，名叫于铎，他有个很有意思的外号，“烟斗哲学家”。
我当时还不知道，我这个宿友当年竟是全团赫赫有名的传奇人物，和他在一起，他对我的教益使我后来在人生的旅途中，受益是相当的大。
此人长得相貌实在不敢恭维，身材矮小，顶多是一米六五的样子，又黑又瘦，略有驮背，看上去不像个知青，更像个老农，但是你要是和他正面一接触，便会让你的心不禁一动，此公长有一双鹰的眼睛和鼻子，他要是和你说话时，便直直的盯着你的眼睛，让你感到心里发毛，他那个大鼻子不是很粗大，是属于细长很挺很尖的那种，他一天到晚手里握着一个不知道什么木雕成的综红色的烟斗，当他和你说话时除了目不转睛盯着你外，还不时的用握着烟斗的大拇指抿下鼻子。
“烟斗哲学家”是团部宣传股的理论干事，他虽然是六三届的知青，但却没有和其他同伴一样，在当地结婚扎根，他是一个典型的书虫，最大的爱好是研究哲学，因他爱哲学且手里始终不离大烟斗，于是在团机关里，人们都称他为“烟斗哲学家”。
要说这“烟斗哲学家”的确是满腹经纶，他可以把艾思奇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这本书成章成节的背诵下来，我后来知道，那个年代是很能造就这样人才的，当时在我们团，能把艾思奇这本书成章节的背诵下来的有三个人，且都是北京知青，除了这位“烟斗哲学家”外，还有一个是二十二连的战士，人称“黄半仙”，何为半仙呢？这是个得过大脑炎后遗症的人，按医学有关方面的理论，得过大脑炎的人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极大多数的人变成了傻子，而另一种人可能是百万分之一吧，脑袋却变得出奇聪明，当然，这种聪明也只局限于某个方面，而这个黄半仙恰恰就是这概率极低的那一种，大脑出奇的聪明，但只限于读书方面，当年他从北京来兵团时，家里给他装了两个大箱子，一个是装的衣物生活用品，另一个就是装的当时最热门的书籍，结果几年下来，装书的箱子让他翻烂了，而装衣物的箱子，最后一直到返城时，他也没有弄明白里面都装的啥，他学哲学达到了痴迷的地步，你只要提及书中的某一句，他就可以当即告诉你那句话在哪章哪页，但在生活上，他却是一塌糊涂。来到兵团后，同屋人就没有见他洗过什么衣服，他穿衣服很特别，是比较起来穿，就是说，一件衣服脏的没法穿了，就扔进箱子里，然后再从里面挑一件略干净的再穿，而箱子里那些衣服，已被他抡换多少遍了，套用一句现今很流行的广告语来说，那就是“没有最脏，只有更脏”。等到不知什么时候天下雨，“黄半仙”便将箱子里所有的衣服挂在外面，用雨水淋，淋后晒干，再接着挑着穿。此才子后来被发掘还是由于“哲学大烟斗”的原因，那是在全团组织的狠批反动分子“哲学大烟斗”批判会上，当时全团每个连队都抽一人做代表发言，黄半仙代表二十二连出席，结果是轮到他发言时，把全场全震。当时他没有走上台去，而是站在大会场后面的窗台上（当时会场人满为患，以至两侧每个窗台上都站满了人），一手把着头上的窗棂，一手伸出做着手式，那情景好比列宁在讲演，他手里连一页草稿都没有，但是他慷慨陈词，声音洪亮，抑扬顿挫，一气讲了二十分钟，在他的批判言辞中，是古今中外，哲学、政治经济学、历史、理论、民间传说有机穿插且恰到好处，说得是有根有据，有始有末，连主席台上的首长都听得目瞪口呆，连叹：奇才，奇才呀！
但此公到最后也没有被重用，他也曾被一度借调到团写作班子，但没几天便被退了回来，具体什么原因，谁也不清楚。知青大批返城后，他也回了北京，但最后他过得如何，却始终没有听到他的消息。
另一个才子叫何云，是团部园林队的战士，此公也很有特色，当时他常在没事时向机关跑，来了后就直奔二楼，二楼当时是政工部门，然后就挨屋串，当时他最大的乐趣就是给大家背诵哲学，你只要想听哪一章哪一节，对他一提，他便站在那里侃侃而谈，于是大家便围着他一半是寻乐一半是学习的听着，这何云不但能背诵哲学，而且写一手的好字，所以每当他去机关时，有些人就逮他干活，帮助抄写些材料或打印校对，他也乐此不疲，但是这样一个极度热心的奇才却为什么没有调进机关呢，原因就是何云家成分是个破落地主，且文化大革命初期他的老爸就被群众给批斗的自杀了，所以像他这样根不红，苗不正的人，入党问题也就一直解决不了，更别提到上层建筑部门来工作了。后来知青返城后，他也曾办了回去，但此时他家里也没有什么亲人了，所以他又返了回来，一直生活在农场，但这时他的精神也出了问题，以前他上机关来给大家背哲学，可是后来到机关来便是画裸体画了，他每日依然来机关报道，依然是每个部门的串，但这时见人说的则是：来，我给你画个大美女。说着，便从口袋里掏出的钢笔，在办公桌上随便抽张纸，便画了起来，他确实有这样的天赋，几笔便勾勒出一副美人裸体图来，而且形神俱佳，或躺，或站，或侧立，或仰身向后，而且特别将重点部位乳头及下体的阴毛，还重重用笔描一下，变得格外吸引眼球，惹得观看者一阵阵大笑，后来这事被场领导知道了，专门在机关大会上强调，以后各科室不允许再让何云画什么裸体画，而且告诉门卫，今后凡是何云来机关，决不能放进来。
此公后来又创了一个奇迹，那是九十年代初期，我当时已在管理局的报社当一名编辑了，一天我收到我原农场的报道员一篇稿，上面写道，该场有一位北京知青，叫何云，由于精神方面的原因，团里出于照顾的角度，让他在农场飞机场打更，那个冬天是多雪的冬天，有一天，何云突发奇想，想验证一下人与大自然抗衡的力量到底有多大，究竟是人能战胜天还是天能战胜人？于是他在连续下雪的天气里，在飞机场值班室里，将炉火灭掉，躺在炕上三天三夜，最后还是团里机关食堂发现何云有几天没来吃饭了，便询问主管飞机场的农业科，科里派人去找，终于在大雪天里发现了躺在炕上基本冻僵的何云。
这件事的结局是，何云的双腿从关节上被截肢，改坐轮椅了。
后来有一次我回农场，恰在机关门前碰上了双手转动轮椅在行走的他，他显然还认识我，当我和他还没有说上两句话，他便从屁股底下摸出了纸笔，对我说：
王干事，你想看裸体美人吗？我给你画……第二华人书香吧bsp;二
上述几位哲学家的经历，给了我很深刻的启示，那就是如果没有什么后遗症最好不要去学哲学，因为学哲学的人最后都要发神经，下场都不太好，而且还可能弄断腿的。
但是与我同室同铺炕的这位“烟斗哲学家”，处境和结局都要比上面二位好许多，只是在当时，他也是大起大落的，凡是熟知他的人，无不摇头叹息，“这家伙，太狂！”
“烟斗哲学家”是团写作班子的主要成员，是当时在“兵团战士报”上能发表大块理论文章的著名特约撰稿人，也是当时敢给司、政、后那些戴红领章的首长上理论辅导课，大侃什么黑格尔，费尔巴哈，让那些军人一愣愣的主要教官之一。
但是，在他的身上也印证了那句话，“知识越多越反动”，你“烟斗哲学家”会叫几个外国人的名字，能讲个什么三大规律、五大定律，但也不能不知道天高地厚呀，有一次，几口北大荒老酒灌进肚，便不知道北了，竟敢对几个极崇拜他的连队业余理论骨干口吐狂言说：“毛主席他老人家讲，对世界上一切事物都要用一分为二的观点来看，那么，老人家对自己，是不是也应该用一分为二的观点来看呢？
这句惊涛骇语，吓得当时那几个哲学爱好弟子的脸都绿了，当然，这件严重的政治事件很快被反映到了团政治处主任那去了，但团政治处主任，尽管也是个现役军人，但却与“烟斗哲学家”私交相当的好，有两个原因，一是烟斗哲学家的材料在全团号称为一把，凡是向上报什么经验性的材料、可行性调查报告，基本上是烟斗哲学家给包了，而且只要是他一出手，准能在全师拿第一，就是在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也是一名叫得响的笔杆子，政治处主任只要有了他，就顺心，就滋润，就眉头舒展。师里几次要调李公子，都被他暗地里花言巧语的给挡住了，全机关人都知道，这“烟斗哲学家”就是政治处主任最得力的干将。二是政治处主任和李公子的老祖宗那代都是山东梁山人，这梁山人讲义气、认老乡是血脉相传的，两个人时常在办公室里喝着茶水，在宿舍里喝着北大荒酒，经常是兴致大发的来个所谓的理论探讨，而更多的时候是话题聊着聊着就到了家乡水泊梁山里，这时那一百单八将在俩人眼里全活了过来，当时政治气候上正是大讨论水浒的年代，而他俩在对水浒里的人物评价上，看法是基本吻合的，当时团机关稍为细心的人就会发现，无论是在辅导讲课或是在闲侃，这两人有一点非常一致，那就是不承认宋江是投降派，一说到这里，他们不是巧妙的绕过去，就是闭口无言，因为在他们思维中，宋江这样的一个大义的人怎么会是投降派呢？
正是这种原因吧，反正，这小报告被政治处主任给压下了，但后来不知道是谁把这事捅到团长那去了，团长是掐半个眼珠子看不上这“烟斗哲学家”，原因也只有一个，见到舞文弄墨的心里就腻歪，而“烟斗哲学家”的做派更是让他看不上，尤其是给团党委成员理论学习辅导时，简直狂的，就像是个幼儿园里对待孩子的阿姨，于是团长专门找了政治部主任，让他好好查查，但政治处主任却说：我查过了，这个大烟斗说，毛主席说了，对任何事物都要一分为二，而我们说，对毛主席他老人家则坚决不能一分为二。
“真是那样说的吗”？团长正了正军帽，摸了摸领章：“咱们可是军人”。
政治处主任白了白眼睛没有吱声，这事算是暂时压下了，但没有多久，政治处主任和烟斗哲学家又在一起探讨“水浒”里面的宋江到底是不是投降派时，两人这一次忽然来了一个灵感，因为想躲过宋江是个投降派这个问题，实在是给两人出了好大的一个难题，要想每次都绕过去真不容易，于是想出个好的见解，而且是有理有据，宋江应该是个投降派，因为这个老儿给一百单八将带来了耻辱，但这老儿，根本不是梁山人，而是郓城人，而郓城离梁山还有一百多里地呢，这个发现，两人惊喜不已，为什么这个简单的不能再简单的问题却给忽视了呢，以后可以轻装上阵了，猛批宋江这个老儿，为此，两人拿出北大荒来，举杯相庆，而当酒吃到口滑时，腮红耳热的政治处主任把不住口，就把那天团长找他要查“烟斗哲学家”的事透了出来，“烟斗哲学家”一听，不禁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决计报复，因此捅出下一个“祸”来。
那是麦子飘香，即要开镰的一个傍晚，团长突然失踪，发现团长失踪的起因是师司令部来的一个电话，让团长参加一个紧急的电话会议，话务班一号话务员便把电话打到团长的办公室及家里，但是团长都不在，打到其它几个团首长那里也不知道，最后没有办法，只好将此事向政委报告，政委一听，马上命令警通排的人去找一下，警通排的排长便带领几个小伙子出去，在场部中心的东西南北四条街道散开，遇到散步的机关人就打听，别说，还真的打听到了，有人看见团长一人向西面走了，西面七里远是二营的十四连，于是警通排长打电话到十四连，但十四连的干部及工作人员均说团长根本没有过来，于是警通排排长向政委报告，政委一听，感到事态有些严重，便亲自出马，他来到路口向西望去，只见公路两侧是一望无垠的麦地，于是政委沉思一下便迅速下达了命令，火速集合团部各单位的武装排，二营也调集一切可以调动的力量，从东西两边向中间拉大网进行搜索，严防阶级敌人将团长绑架到麦地里，破坏麦收工作。
于是，很快上千人的队伍集合起来了，每隔十米左右一人，在那块大片麦地里开始了拉大网，这事的最后结局是，在天快要黑下来的时候，在麦海的深处，发现了团长正坐在那里和十四队一个上海女知青在“谈心”。。
想象一下吧，此事在那个夜晚会有多大的刺激，有多少人被刺激的睡不着觉，可是更大的刺激还在后面，第二天早上，当机关的人们来上班时，发现在机关大门前的宣传牌上竟然贴着一张大字报，上面浓重的墨汁书写的行草标题格外的醒目：
试问柴团长的“精子”哪里去了？
文中的语句激烈不说，幽默讽刺尤其风采，整个司、政、后各股室在家的干部工作人员，密密麻麻挤成了一片，踮脚昂首争先观看，每人的面部表情非常复杂，有的紧锁眉头，有的则嘴角抿笑，有的眼睛发直，有的张着嘴，一付惊讶的样子，
大字报的结尾落落大方的署名“烟斗哲学家”。
据说，团长也看到了这张大字报，然后阴阴地来到政委办公室，低低的对坐在办公桌后面的政委说：
“你个狗娘养的，我栽在你的手里了……”
政委依然一副慈祥的面容，“老柴你说的什么话”？随即打电话给党办主任，命令立即派人把大字报揭下来，同时通知党委一班人召开紧急会议，研究处理事宜。
据说在那次的党委会上，如何对李公子进行处理的争论也是很激烈的。
多年后，也就是1982年，我参与了农场史志的编写工作，我在查找史料时，在一卷会议纪录中偶然看到了那次会议的笔录，上面有这样一段记录：
政治处主任发言：按理说，大鸣大放大辩论是老人家肯定支持的，从这点上看，抓不住李干事的瓣子，
李付团长：不管怎么说，这种方式还是不好，那么多的干部都看到了，对团长的威信造成极大的影响。
成参谋长：这事要慎重处理，我看还是首长定吧。
政委：尽管宣传股的李干事做的事不违背老人家的精神，但是他这种做法却是捕风捉影，而且说话太损太毒，太下流，造成的影响是极大极坏的，所以我认为应该给以严肃的处理……。
就这样，李公子便被贬到偏远的五十八连进行改造了。
三
一九七五年的夏季里，在离团部偏远的一个连队里的一个偏辟角落畜牧点里一间静静的宿舍里，住着一大一小俩青年，其中大青年住在炕头，而小青年住在炕稍。俩人中间似乎有一条无形的界线，二人似乎恪守什么规则，连话也不说，只是默默的做自己的事。
这一大一小就是我和“烟斗哲学家”。
最初的几天里，我俩谁也不和谁说话，不说话的理由是不认识不熟悉，吃饭时，我俩倒是步调一致，谁也不在小食堂吃饭，打回宿舍吃，而烟斗哲学家白天也不用上班，他来到连里改造时，连长交待给哥萨克是这样说的，
什么也不要管他，他想干吗就干吗。
所以，这个烟斗哲学家就成了一大散仙。
而我，刚来到畜牧时，和别的人也不认识，再说自己那点破事实在是看人心虚，所以除了白天去酒房烧酒，便窝在宿舍里，门也不出了。
每当夜晚到来，我才知道，炕头这个黑大鼻子（我暗中这样叫他的），竟然还是个夜猫子，他一夜夜的不睡，坐在那里，肩上搭块毛巾，手上捧着那厚厚的书，一看就是几小时连姿式都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