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这一类惊世骇俗的言论，便是如“青马”这样一些异端分子，也常常觉得过于偏颇过于尖刻。
有一次，也是为一个什么问题争辩了很久，毛子便问卫老师，您的一些思考，是否与您个人遭遇有关？卫老师狡黠一笑说，你的意思我明白，你是说，我会不会夹杂个人情绪？我告诉你，没有不带个人情绪的思考，除非是机器人。但是，如果个人的情绪个人的经验，带有普遍的意义，那它常常就会穿越许多迷障，看见深远处的一些东西。况且，我的这样一些说法，在前人那儿都找得到出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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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怎么说，卫老师的日子是越来越好过了。两三年间，先是不明不白地让他到一所疗养院休息了一段时间，然后调到刚刚恢复的省社科联待命，最后彻底平反，比他那个集团的总头子平反还早。不过说平反又不太准确，查他当年的案卷，发现根本没有结案，也就是说，这是一桩二十五年的糊涂案。所以，当年省委最大的一桩冤案，没法开平反大会，就开了一个欢迎会，好像他外出当了一段时间的英雄，如今凯旋而归。然后就是恢复他的级别待遇，补发了部分工资，在省社科联当了一个副职，分了一套三室一厅的住房，带暖气的。
那一年，卫老师刚好满了六十岁，度过了整整一个花甲。当时还没有六十岁一刀切的说法，许多复出的老干部老专家，便将这样的岁月当作第二青春，准备再痛痛快快干上一二十年，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达摩一伙喜气洋洋去给卫老师闹新房，发现他老人家将小院时代的一应家杂都搬了过来，很不协调地放在一间宽宽大大的空房里，连布局都和当初一样，只是没有了当初那一堵将厨房与卧室分开来的隔墙。
卫老师说，在这间房里，脑子会清醒一些。
卫老师用补发的工资买了一套家具，床是双人床。达摩一伙开玩笑说，卫老师，这半边是留给新师娘的吧？多年来的风风雨雨肝胆相照，达摩他们与卫老师之间已经变得很随便，像父子，像朋友，还像江湖哥们。
卫老师说，有一个人伴着我呢。
这时大家才发现，靠里面的那只床头柜上，放着那听茶叶，年深日久，漆色已经脱落，还生出一些锈迹来。
卫老师的卧室同时还是书房。另一间房，做了客房，里面放了两张单人床，供达摩他们及那些思想流浪者们临时住住。有时人多，客厅的沙发上、地上，还有那间“旧居陈列室”，都可以睡。一次，一个民间的思想理论研讨会开完后，十多个各地来的青年朋友来看他，聊到很晚，便大车店一般，在卫老师家横七竖八四处睡满。只是卫老师的那一间，别人不可以去挤的，而且，卫老师睡前必得关门，好像是一间夫妻两口子的卧房。
八十年代初，是一个欣欣向荣的岁月，刚刚从禁锢时代走出来的年轻人，都有一种畅快激越的感觉，许多人境遇变化很大，似乎又找到一点儿早上八九点钟太阳的感觉。但是卫老师一直没有像他们那样乐观，在大伙都豪情满怀壮志满怀的时候，常常会说一些泼凉水的话。他的一句口头禅就是，我还要看十年。
卫老师是以文艺理论起家的，到了后来，他的兴趣主要转向思想文化，他重新启用了他年轻时候的笔名——斯卫，写了很多东西，在海内外都有影响。达摩知道，其中许多的思想材料，源于当年他那墙洞里的一摞手稿。到了清污，反自由化，卫老师再一次成为异端。
何其业出国之前，几个“青马”成员到卫老师家来聚，说到时局。
何其业说，卫老师，不论怎么说，这个国家还是在进步，您看，我能出国了，您也能说说自己想说的话了，说了也没把您怎么样。
卫老师说，看起来是进步了，但是这种进步远远还不够，要是我们自己都满足了，他们就更不会进步了。有些事，看起来对我有好处，但是其实对他们更有好处。
一个老人，绝决如此，大家也只有慨叹的份了。
卫老师多次对达摩几个说过，年轻人，特别是年轻的知识分子，理想主义热情烧完了，紧接着而来的，就是市侩主义犬儒主义。利益的诱惑，对于年轻人来说，更加不可抵挡。当精神的满足、道德的满足已不可得的时候，物质的满足、权力的满足，就是最好的代用品。
这些话，在其后的岁月中，不幸一再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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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马”的几个人，日后变化很大。“誓为中华振兴奋斗终生”的何其业和昼思夜想希望办一个《祖国纪事》那样的同人刊物的刘苏，八十年代先后去了美国。曾给“青马”带来许多美好情愫的小咏，成了一个律师。这个当年被大家叫做“我们的索非亚”的狂热女孩，如今一年四季在全球飞来飞去，将乘飞机叫做“打波的”，有时一天要打两次，尽心尽职冷静精明地为自己的客户打官司，也为自己赢得了巨大的名声和巨大的财富。一次聚会，她说等到退下来，她会写写当年的“青马”。
最终修成正果的，好像只有毛子一个，到了社科院哲学所马哲室，当了研究员，先研究马列经典，近年他又热衷于社会学。当年，读《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时候，他就提出过这个话题，说这里有关于美学和社会学的思想材料。当时，大家对于毛子能从佶屈聱牙的文字中看出如此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