扭曲的中国男足－反思足球
当我写中国足球严冬将至的时候，正值去年底中国男足刚刚出线，中国足协袁伟民主席、阎世铎副主席忙于庆功的时候，在当时可以说是一个极不合潮流的大胆预言。
因为人们都在憧憬中国男足能打入十六强，甚至打入四强。梦是美好的，也是美妙的，但这毕竟只是一场梦。梦醒之时，人们才晃然大悟，原来这男足，是一群扶不起来的阿斗，他们在场上的表现，丧尽中国的国格和中国人的人格。
中央领导同志的一席反思的讲话，看似要给中国男足括起一股清醒的和风，但袁主席的一句主流是好的发言，又将这股清醒的和风，挡在了太平洋以外。
看来这反思，要动真，真难！？
我说，扭曲的中国男足，基于与袁主席不同的认识。如果说足球运动相对于出钱的俱乐部是上层建筑的话，那么这种扭曲首先表现在其经济基础的扭曲（目前国内几乎所有涉足足球产业的资本，都在做赔本买卖。保守的估算是，每年甲a的支出大约要五、六亿元，而整个联赛的收入则仅为1.5亿元左右。也就是说，光中国甲a联赛每年的亏损就达四亿元以上。中国职业足球联赛成了国家多项体育产业中吸引投资最多的项目，同时却也是亏空最大的项目）。
翻遍古今中外历史，你从哪里能够找出来，滋养中国男足的这种只投入，不见收益的市场经济。难道一些在市场经济下摸爬滚打十余年的老板都是傻子，你袁主席一句话，就可以站出来，不计后果，不计回报，心甘情愿，把大把流血流汗挣来的钞票往这深不见底的无底洞里抛。非也。
当去年四川的托普，以千万冠名上海队队衣的时候，因为它要入住浦东，你来我往，这是一笔交易。最终，付出的仍然是政府、是国家。不这样，为何四川托普，仅需用三千多万元，就可以廉价地买进全兴足球队，他何以不干。因为他不是傻子！
忆往昔，当＊＊＊同志在1992年中韩吉隆坡之战，开赛9分钟，韩国队连灌3个球，致电伍绍祖先生的时候，把中国足球推向市场经济提上了国家体委的日程。
那个时候，谁也不会想到，足球的市场经济会如此美妙，会滋生出上百名年薪超过百万，身家超过千万的新一代足球富翁。
面对人们思维习惯中正常的市场经济，足球界诚皇诚恐，“胡闹简直胡闹！”“丢人！具有12亿人口的大国，竟养活不起几支球队！”这就是当时足球界人士的普遍反映。
如果说改革之初，足球推向市场，尚需政府送上路，扶一程的话，那么长达八、九年的时间内，仍然靠政府这支无形的手来支撑，不仅不正常，就太反常了。
这种对市场经济的扭曲，中国大陆之外，绝无仅有。当大批国有企业、集体企业，包括科研院所的工人、干部下岗，分流的时候，试想一想，又有谁为他们送上路，扶一程。
而中国男足，却享受着举世皆无的礼遇，但又有谁在珍惜？
中国男足的呵护，除表现在对市场经济的扭曲外，另一个表现就是对体育精神的扭曲。曾经说过，中国男足质价不相称的高收入，不仅是对市场经济的亵渎，而且也是对体育精神的亵渎。
试想一想，这国际三流不入的足球运动员，在中国却享受着相当于十个院士，一百个高级教师的年收入。如果按年收入排名，在这些甲级足球俱乐部所在地，这些运动员的收入，将进入前一百名。
因为即使俱乐部的老总身家上亿，但那却是发展生产必须投入的不动产和流动资金，能自己开销的也不会很多。
最近，因个税问题得知，包括力帆老板尹明善先生，其年收入也不是很高，远远低于力帆的足球运动员的年收入。（力帆董事长尹明善2001年月0.5万，年6万2002年月4万，年48万。重庆最高的民生燃气公司董事长薛方全去年年收入126万，今年180万。包含其在各地的应酬开销）
就正因为这钱来得太容易，太粑合，所以这些运动员就更把钱不当钱用。赌博的有之，泡吧的的有之，夜不归宿的有之，打架斗殴的有之。二十岁刚出头，当老板的也有之（郝海东、马明宇不谈，孙继海、李铁也在当老板）。
试想一想，如果让田亮去当老板，他还能一心仆在跳水上么？中国跳水的金牌还有着落么？不知巴西的罗纳尔多，里瓦尔多，有不有心思，像中国男足那样再打一份工，做老板，去挣另一份钱？咋中国就有，这就是袁主席看到，却装着没有看见的。
既然主流是好的，这个主流何不推广到其它体育项目，如果让田亮，无节制地打广告、拍电视挣钱，要做到，并不难。包括女排的赵蕊蕊，周淑红。袁主席，请你也发一发善心吧！让那些应该发财的国际一流选手，也着实在国内发一把如何？也让他们包括体操运动员，有钱之后，去酒吧，去赌场潇洒潇洒如何？
不要当上足协主席，就只呵护自己的手下哟？再放肆，再无理，都是一句话，幺儿乖！
02－08－13a10: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