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伟民所说，这里有两个关键问题：一是ioc组成成员的变化，二是“申办动机和政治支持”问题。
先看ioc组成成员的变化――
国际奥委会在改革过程中增加了三部分新的委员：国际单项体育组织的负责人出任的委员、运动员出任的委员、国家奥委会负责人出任的委员。
第一部分和第三部分委员的增加，是“三位一体”的奥林匹克理念和组织结构使然：正像《奥林匹克宪章》中所指出的――国际奥委会、国家奥委会和国际单项体育组织是构成现代奥林匹克运动组织结构的三个主要成分。从这个意义上说，袁伟民的认识是十分准确的，因为随着现代奥林匹克运动的发展，国际奥委会已经不是过去那样的贵族俱乐部了，它必须处理好和国家奥委会之间的关系。
而第二部分委员的增加，则对北京的申办工作有更加直接的影响，这部分委员是由参加夏季和冬季奥运会的运动员们投票选出的，由于历史和文化的原因，其中大多数都是欧美运动员，显然会在感情上更加倾向欧美的奥运会申办城市。对此，袁伟民也予以了正确的认识和密切的关注。
再看“申办动机和政治支持”问题。
这个问题的提出，使得原来北京再次申办中的“内冷外热”的提法变得不可行了，因为要应对国际奥委会的民意调查，就不仅要“外热”，而且要“内热”――加强在国内，尤其是北京市的宣传力度。
北京的主要竞争对手是加拿大的多伦多和法国的巴黎，这两个城市都有着自身的优势，也有着自己的策略。袁伟民概括说：
多伦多的策略有这样几个特点：第一，他们两个重要的“卖点”，是多元文化和场馆集中。第二，他们发动运动员和残疾人运动员参与申办工作，并且做得非常成功，他们认为奥运会的主题是运动员，整个申办团体里面也是以运动员为主。第三，开展全方位的游说，他们通过运动员拜访28个国家单项体育组织和198个国家奥委会，这并不违反国际奥委会的规定。第四，他们重点争取非洲的选票，因为非洲奥委会在过去两届奥运会主办权的争夺中间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非洲倒向谁，哪里就能胜利，多伦多奥申委加大了对非洲工作的力度，一方面他们承诺向非洲国家提供更多的体育援助，另外一方面计划出资1000多万加元，在加拿大举办法语国家运动会。第五，他们加强欧洲选票的争夺，注重争取运动员出身的国际奥委会委员的支持（国际奥委会有投票资格的委员中，当时一共有19位是运动员出身），他们相信大部分运动员出身的委员都会支持他们。第六，动员外交机构拉选票，加拿大总理亲自到莫斯科去助威，他们也注重和国际的主流媒体保持良好关系。
多伦多寄希望于在莫斯科投票的最后几轮胜出，他们认为：北京在第一轮投票的时候可能得票最多，但是不可能超过半数，所以他们的策略是在第二轮投票中能够获得25张到30张选票，超过巴黎，在第三、第四轮中间再和北京“决战”。
而巴黎的策略，主要是利用其国际大都市的知名度进行宣传，他们认为自己有以下优势：第一，巴黎具有国际性，是世界级大城市，游客最多，一定会使参加奥运会的运动员和游客对他们有兴趣。第二，巴黎具有多样性，不仅体育设施，而且在艺术文化建筑环境等各方面都具有优势。第三，巴黎具有宽容性，容纳了近一百多个民族，有不同的政治背景和不同的宗教信仰。第四，巴黎尊重人权，是《人权宣言》的签署城市。第五，巴黎有新闻自由，能给记者提供自由采访的便利。
巴黎还做了很多其他工作，例如无偿向发展中国家提供体育器材，邀请世界20多万青年参观巴黎等等。
和北京竞争的这两个城市还进行一系列的造势活动，特别是利用“人权问题”做文章，借运动员之口向国际奥委会委员施加压力，不断提醒国际奥委会注意中国的“人权问题”，特别提醒国际奥委会注意国际舆论对“###功”的关注；另外，他们还秘密游说国际奥委会中来自天主教国家的委员，说服国际奥委会委员中信仰天主教的人反对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