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了，前文已经评述了王莽的改名、改币，下面讲讲他在“房地产”方面的改革。
用房地产之名称呼王莽的土地制度改革，只是混个脸熟。或许用“土地改革”“土地革命”来称呼更加确切一些。
因为王莽的土地改革，并不涉及什么房产，但和另外一个制度息息相关，这有点出乎我们的意料。
那就是奴隶制。
为什么呢？
先看背景。
教科书里所说的封建社会在经济形态上似乎静止的，一般表现为由王朝初期大量自耕农变为王朝末期出现的大量土地兼并，于是农民起义，于是开始一个新的王朝，循环往复，但真实的历史是这样么？
从长时段的历史发展来看。有三个时间点特别重要：西周、汉初、东晋。这三个历史点反映了三种经济形态的演变。
西周政治上实行分封制，每一个诸侯国的土地都归领主所有，土地既有“私有”性、又有诸侯国内的“国有”性。诸侯国的臣民多是领主的“打工者”，当然也有不少游离于之外的“自耕农”——平民、国民。因此土地的所有制可以看成国有与私有并存。
但春秋战国分封制瓦解，各国纷纷变法，以求征得更多的税收，支持战争的军费。比如著名的商鞅变法，便宣布土地虽名义上归秦王所有，但鼓励自由农民耕种、买卖，各国也纷纷效仿，全国土地改革事业红红火火。直至汉初的刘邦时代，自耕农做为帝国主要的纳税人的状况也没有多大改变。
时光迅速越过两汉、三国，进入东晋。史学家田余庆为我们描绘了一个“东晋门阀政治”的时代风貌，南中国政治上主要官职基本都为门阀士族所把持，经济上呈现一片豪族林立的庄园经济。再也看不到城市生机勃勃、人头攒动的景象，代之的是村庄内田园中的莺歌燕舞、亭台楼榭的美景。世家大族不仅在政治上侵吞了皇帝的权力，在经济上也是王朝的支柱。
那么中间经历了什么变化呢？
于是我们缩小时间视野，改为短时段的考察。
汉武帝时代，土地集中化程度越来越高。汉初自耕农占据经济主导的形态被崛起的豪族所打破。根据“强者恒强”的道理，土地交易中处于买方市场优势的一方，不断兼并土地，小农纷纷破产，进入豪族势力范畴，成为事实上的奴隶。自然政府登录的户籍少了他们的名字，于是奴隶们成了避税大军，政府在税收上大大锐减。
那么这些豪族究竟是何方神圣，他们是从何而来？
大体说他们原本也是农民，只是有了第一桶金并依靠政治、经济权势才越做越大，他们的原始积累有两种。一种来自皇帝的赏赐，比如皇亲国戚的“无功受赏”、功臣的封爵封地；另一种来自商人的货殖贸易，通过商业运作获得财富，然后用金钱买房买地。
虽然汉武帝早已意识到这股势力的强大必然影响帝制的权力并采取各种手段暴压，但他们借着始兴儒学之机，想方设法让他们的后代成为儒学的掌门人。进而在昭宣元成几帝的统治时期，逐渐掌控了政治的局势。官、商、地主，三位一体。中国历史的豪族化趋势，不可避免。
王莽的改革就接续汉武帝的打压政策，对全国土地进行再分配，以求社会公平。
《汉书王莽传》记载王莽的土地改革不多，只有开头、结束说到。
他的土地改革略晚于二次改币之后，大体意思是说：古代行“井田制”，用10%的税率征税，国家富足人民安康，唐虞、夏商周都如此施行。秦甚为无道，坏圣制，废井田，土地允许买卖，兼并从此开始，还视奴隶为牛马，奸虐之人略人妻子，不合天地之义。汉代虽然减轻田租，三十税一，但豪强侵夺小民田地，实际对农民来说是50%的重税。富者流油，贫者“无立锥之地”。因此我们要改革这种不利于民生的状况。“今更名天下田曰‘王田’，奴婢曰‘私属’，皆不得买卖。其男口不盈八，而田过一井者，分余田予九族邻里乡党。故无田，今当受田者，如制度。”
解释一下。
更名天下田为“王田”，就是宣布全国土地无论大小，都归国有。豪强、小民，一视同仁。他试图通过政治手段强行分配土地，目的是好的——让全国人民都能吃饱饭。（千百年后，李自成的“均田免粮”，太平军的“无人不保暖”，知青下乡的“大锅饭”，都是这种“大同”理想的反映。）
奴婢曰“私属”，就是说奴婢不应该视同牛马，不再允许买卖。颇有点人权主义的意思。但王莽的初衷只是不再鼓励奴隶买卖，至于奴隶的使用还是默许的，任由奴隶这类人群自生自灭去吧。
“王田”的思想来源于“井田制”，但“井田制”是否存在，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我国历史学界，历来把“井田制”同“分封制”“宗法制”“奴隶社会”联系起来。然而今天的研究成果证明证据不足。一则“井田”思想本身来源于孟子对古代理想式社会的一种构建，孟子本人也没有提出足够的证据，说明“井田”在周代的存在，是他的一厢情愿而已。二则奴隶社会在中国并不存在（奴隶制倒是常常见到踪影，你就比如两汉时期的奴隶问题），把井田与奴隶生拉硬拽，是理论家的一厢情愿。
王莽用了孟子和《周礼》中的一个理想化的“井田”理论为“王田”制提供合法性，表现的是一种政治智慧。
但理想和现实发生了冲突。这场始于公元九年的土地改革运动，仅仅实行四年（公元十二年），就不幸夭折。
显见的证据来自于中郎区博的谏书。他认为：井田制虽然是圣王之法，但废除已经很久了。秦代实行开阡陌的政策是与时俱进。我们也当与时俱进，如果还用这旧法，就算尧舜复活，也难得民意。
当然区博未言之处，实在是现实的阻力重重。王莽欲求削弱豪强。但他没有想到，周遭大臣、乃至基层的执行者，遍布豪强的势力。他们本身就是大地主，怎么会用自己的右手去砍斫自己的左手呢？官官相卫、官商勾结、官土勾结，让身居最高皇位的王莽先生也真是无可奈何。
于是他下诏：“诸名食王田，皆得卖之，勿拘以法。犯私买卖庶人者，且一切勿治。”不仅允许土地买卖，而且连庶人（比奴隶更甚）都可以买卖。这次土改是个大大的失败。
究其失败的原因，主要在于王莽对“执行力”问题认识不清。
西汉时代对高官的升迁背景有制度要求，即想要成为“三公”这样级别的人物，必须要有曾任地方大员的优秀政绩，对地方民情有着深刻的了解。就算皇帝特别赏识某个人，也会让他先去首都周围的郡县“试练”考查。这个制度确实保证了自上而下，自皇帝到大臣到郡守，“民生”问题的关注，使得西汉的统治思想也更与“民本”接近。皇帝只是代天行政，刘氏为皇帝，乃上天所选，换成别的姓氏统治万民也未尝不可。
但我们纵观王莽的仕进路线，可以发现这位仁兄并非如此。他的仕进一路京官扶摇直上，见不到他在地方上做官的经历。虽然中间曾“发配”南阳，但也仅限回家疗养而已。他继承了“民本”思想的优良传统，心中有天地，心中有百姓，心中有万物苍生，但由于缺乏地方治政经验，很多改革偏于理想化，极其不符合实际。让后世史家常常笑为“知识分子”式的改革家、“书呆子”皇帝。
但我们看到，王莽对土地改革尽快叫停，还是显出他的政治警觉，不致一错再错。而后来的历史证明，就算是光武帝刘秀也无法撼动豪强的势力，豪族共同体逐渐占据中古历史的统治核心成为一种历史趋势。
以往王莽的土地改革与其他改革措施罗列在一起的时候，往往“首当其冲”地成为新莽覆亡的主要原因。然而通过上面的讲述，可以发现历史并非如此。土地改革只是诸项改革中甚至经济改革中很小的一段改革。由于很多地方抵制，所以土改范围可能很小。由于仅仅持续不到四年就被叫停，所以持续时间很短。远远没有五均六管（工商管理制度）那样真正引起政界、商界、民众界的震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