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以上的官制、地名、人名、货币、土地、工商等几项改革，几乎都是同步进行的。大多发始在始建国第一年，却又分别不知所终。
王莽的改制，乃是试图用一种理想的方式实现儒家多年以来的梦想，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王莽代汉，意味着儒生的胜利。王莽的改制，就是王莽自己所认为的自孔孟以来儒家思想现实化的终极追求。
话比较拗口，但事实如此。
我们还是看看前史。
众所周知，秦朝会灭亡，是由于秦朝的暴政。但就像法治不等于法制一样。秦治也不等于秦制。
秦朝灭亡于秦始皇、秦二世的大兴土木，置民于水火。但秦制却在战火之后留了下来，正所谓汉随秦制。汉初的治国思想虽行“黄老之术”，但社会的运作还是照着秦朝的制度进行着。法家与道家，一个主刑罚，一个主无为，一对矛盾的思想莫名其妙的并存着。
与此同时，儒家却和方术联系在一起。（这也就容易理解“焚书坑儒”一事，本起自术士，始皇却要坑掉儒生了罢）
直到汉武帝“独尊儒术”，才使儒家有所抬头，儒生逐渐进入官员阶层。
但武帝的举措，目的有二：一是借儒家思想之手，树立大一统的思想，神化皇权；二是铲除不易掌控的功臣、旧王后代的势力，因为儒生由皇帝亲自提拔，无依无靠，成为大臣后，再也不会像贵族那样与皇帝公然对抗（最典型者，如公孙弘）。
总之武帝的“儒术”，乃是皇帝的儒术（即法家法、术、势的翻版，宣帝干脆总结为“霸王道而杂之”），并非儒生集团所追求的儒术。
于是皇帝与大臣，在治国的理想上产生了矛盾。
皇帝视天下乃一个人之天下，极力宣扬“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大臣却认为天子不过是上帝在民间的代理人，代理人做不好，完全可以换一个，这就叫“五德终始”。
但臣子们终究敌不过君权的威严，毕竟你有官可做，还是老子提拔你的呢！
变化就发生在王莽涉政。
王莽的篡权标志着儒生集团的胜利，王莽的改制代表着儒家政治的前进方向，因为王莽代表着儒生集团的根本利益。
于是王莽大张旗鼓，全面实行儒家政治。儒家讲求礼制，于是王莽大行表面文章。那种“儒法并用”的统治策略，受到了严重的削弱。
而这恰恰是王莽改制的硬伤。
王莽的改制，偏重于“破”，表现在“立”上，多是面子工程。在执行的层次，相当薄弱。
如始建国三年，王莽的一条令法就有问题。他说：“百官改了官名，而职务也因此有所改变，但律令仪法，没有全部制定好，所以暂时用汉朝律令仪法做为执行条例。”大制度层面上（也就是意识形态上、宪法层面上），汉朝已经被新朝取代，但具体律例上仍行汉律，不免在理论上有所打架。
更为要命的是，不仅新的律令迟迟没有出台，就连这些汉律，在执行过程中都不能严格的执行。上行下效，王莽自以为“制定则天下自平”，把精力多投入到理论研究，制礼作乐，讲合《六经》。尽管公卿们旦入暮出，朝廷之上却从不谈狱讼冤民之务。以致县宰缺者，数年守兼，一切贪残日甚。那些由中央派出的中郎将、绣衣执法并乘权势，在地方作威作福。下面上书待报的文书连年积压，赏罚不明。
一切的一切，都是王莽缺乏地方治政经验和观念上轻视“法家”、轻视执行力的结果。
还有一点，就是王莽没有及时发放官吏（包括官员和学者）俸禄，这直接打击了官员治政和舆论导向的积极性。
王莽曾经使社会各阶层、各类身份的人都获得过实际利益，因而赢得了最广泛的支持。但在社会财富没有增加的情况下，这样的政策完全没有物质基础，只能加速国库的枯竭和财政崩溃。如恢复几百名列侯、退休官员终身领退休金、给学者造住宅、扩大选官范围、取消吏民自备服兵役的物资、建造大量公共建筑等，没有一样是不需要大量的、经常性的支出的，就是在财政收入正常的情况下，也未必能一下子增加那么多，已经千疮百孔的财政体制如何承担得了？这些利益还诱发了得益者对王莽、对他的改革过高的期望，一旦事与愿违，这些支持者马上会变为反对者。像那些潦倒各地的知识分子，接到去首都当教授的通知时兴高采烈，把王莽当作再世周公、当代圣君。但不久就开始欠薪水了，预先答应的住宅却始终在图纸上，既没有学生来学也没有事好干，而新的教授还在不断增加，新的改革措施还在陆续出台，他们就会把王莽当骗子。知识分子如此，其他阶级、阶层也会如此。
增加王侯官员的俸禄和供养学者的开支，势必减少农民的土地，提高百姓的赋税；而要缓解土地矛盾，减轻百姓的赋税，只有削减朝廷开支，裁减贵族官僚，限制他们的土地占有量；绝对难以两者兼顾。在社会财富不可能无限制增加的条件下，想同时讨好社会的各阶级、各阶层、各个利益集团是绝对办不到的。
因此王莽时时欠薪。“课计不可理，吏终不得禄，各因官职为奸，受取赇赂以自共给。”郡尹县宰由此家累千金，民众却一次次陷入因改革所造成的腐败中。
于是王莽愤怒了，一个举动便是想通过搜刮军吏的赃款，做为征伐的军费。下诏曰：“从始建国二年胡虏猾夏以来，诸军吏及缘边吏大夫以上为奸利增产致富者，收其家所有财产五分之四，以助边急。”（天凤五年诏，距始建国二年有八年之多）
“胡虏猾夏”是怎么回事？“边急”是怎么回事？王莽的这次诏书可否取得了积极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