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吓了一跳，回头一看我大叫起来：“徐仲雅！”
一点不错，那就是已经“复员”成老百姓的“姐们”徐仲雅。她比原来更丰满了一些，也白了很多。而且不知她怎么“捣鼓”的，穿着一身淡雅的“便服”，人却显得挺洋气。
徐仲雅呵呵笑着说：“我远远看着就像你。好啊子华，你来一趟河阳，也不说来看看我，我以为你都忘了我叫什么了呢？”
“瞎说，怎么会？”我亲昵地打她一下，“哎你不是在长秋吗，你怎么到河阳来了？”
徐仲雅说：“长秋离河阳很近，有公交车。我今天休班，没事进城买衣服。这么巧就碰上你了。哎对了，你俩什么结婚啊，别忘了告我！”
徐仲雅是去年11月结的婚，对象就是原来她家给她找的那个中学教师。徐仲雅对那人一直不太满意，中间还跟我说过她跟那人“黄了”，可不知怎么回事，最后跟她结婚的还是那个叫曹桂堂的数学老师。
我们就在商店门口说了一会儿话，然后周启明提醒我说，火车快来了。
这一阵我跟徐仲雅说话，他就百无聊赖地站在一边看街景。他这一说，徐仲雅笑道：“你看子华，咱俩在这说话，启明不愿意了，要把你从我这儿抢回去呢！”
周启明有点不好意思地辩解：“不是啊。真是快到检票的时间了。”
徐仲雅说：“没关系。我有个表姐在车站的行李房当行李员，等会我找找她，我们从行李房进站，还能早点上车。”
我说：“什么早点上车？车没来怎么上啊？”
“嗨，你真是不懂。这趟车我坐好几次了。这是过路车，在河阳停二十分钟呢。车站上都是等那车进站之后才开始检票，然后旅客一窝蜂往车上挤。咱们早进站，那车一停你就上去，那时候车上好多空座位。”
徐仲雅说完，不顾我和周启明的劝阻，执意带我们去找她表姐。然后她把我送到站台，又送上了车。
徐仲雅说的果然不错，早进站真的是可以早上车，那时候车上的空座有的是。当列车开动时，我坐在车窗边朝车下的周启明和徐仲雅挥手，心里还挺感激徐仲雅。但当列车加快速度驶出车站之后，我却看到了这样一个场景：徐仲雅和周启明并肩走向站外，一边走还一边开心地聊着。走到外面的街道上，徐仲雅就说：快中午了，咱俩去饭店吃点饭好吗？周启明就说，好啊。然后他们就进了站前的“东方红”饭店，要了酒要了菜就吃着喝着聊着，好不热闹……。我心里忽然感到一阵不大舒服。我想起了周启明跟我说过的话：徐仲雅曾经想跟他“好”，他没同意。
很快我意识到，我并没有看到周启明跟徐仲雅一起出站。所谓他俩并肩往外走、走出车站又去大吃大喝的“场景”，纯粹是我凭空想象出来的。仅仅这么一想象，我就“不舒服”，那么昨天我跟陶双飞一起走向检票口的时候，周启明亲眼看到了，他肯定会更不舒服吧？
随之我又意识到另外一个问题，那就是今天早上陶双飞怎么会那么巧地在后勤大院门口“碰上”我。他好像没说实话，他很可能不是要出门办什么事，他就是提前在那里等我的。
因为昨天我在火车上说了，他知道我今天要来后勤政治部拿材料。同时他也知道我只有两天假。他就会猜出我肯定是一上班就会来，办完事再赶火车回单位。因此，他为了能“接到”我，就一直在办公室的窗户那观察公交车站，一看到我下公交车，他便从大院里出来与我“巧遇”。
我自已认为，我这个“推理”成立的可能性，至少在百分九十五以上。
同时，我还自认为，就算没一起吃饭，但徐仲雅与周启明在车站外面“交流”一段时间的可能性，也在百分之九十五以上。
不过事实证明，我后面那个推断是错误的，我那点不舒服也完全是自找的。因为就在这天下午，当我回到工地办公室，给周启明打电话“报平安”时，他善解人意地把我最想知道的情况告诉了我。
他和徐仲雅确实是一块出站的。因为周启明没买站台票，他必须得跟徐仲雅一起从行李房出去。这个过程大约是四五分钟。路上徐仲雅问周启明，你们准备什么时候结婚啊，周启明说闹不好得下半年了，现在没房子；徐仲雅就感叹：还是你们这样的最合适，战友好几年，知根知底多好啊，哪像我们，以前不认识，恋爱以后现了解；周启明说，各有利弊吧。起码你们还能在一起，我们还得两地分居。
这时他们就走到了站外。周启明要回去上班，徐仲雅就给周启明留下了一个电话，说是我们结婚的时候一定要提前通知她。这以后徐仲雅就去逛商店，周启明就回了单位。
我把陶双飞和徐仲雅放在我的脑海中“揉搓”了半天，思考了半天，最后我脑子里正在工作的“陈子华司令部”和“离休”中的“张思静司令部”一致决定：我不应该“杞人忧天”去想那些没用的，我应该做的事情，是赶紧跟周启明“登记”。这个“登记”，也就是法律意义上的“结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