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之后，我老婆刘晓珊就跟王一朵真正成了朋友。情敌关系有了实质性的转变，她们各自被对方同化了，也被对方说服和理解了。这样一来，刘晓珊到医院去看望鬼子进村就变得理直气壮。以前的梅雨季节，刘晓珊下班后是不大出门的，她嫌空气不好，潮湿酷热。现在任何潮热她也不怕了。整个梅雨季节她都行走在到医院的路上。这条路铺满了她对鬼子的全部情感，一路的墙体斑驳和施工中的断壁残垣在她眼中都变成了生命的绿色，生机勃勃。
在我面前，刘晓珊对她的行动直言不讳。每天晚上她都要给我打电话说说她到医院的事，她把我也当成了她能说知心话的好朋友。而她每回这样说的时候，我心里都忍不住一阵阵的痛楚。自家的老婆心里装着一个躺在病房里的男人，而且明目张胆地对她丈夫讲出来，我心里除了难受还是难受。这种难受随着时间的推移在一步步加深，而且成了习惯。几乎每天傍晚，即使刘晓珊没给我打电话，我心里也要不由自主地开始疼痛起来，在时间上呈现出某种规律性。我会想象她又和王一朵到医院看望鬼子进村去了，她的心里充满了对另一个男人的哀伤和牵挂。我也会想像有时她还和安东一道去。他们结伴而行，狼狈为奸，共同为一个男人的命运而操劳。他们就像工地上的搅拌机一样搅动着我的心，我的心在他们中间翻滚着，摔打着，永远也搅不碎，却一直在受伤。
我的灵魂就这样被他们有意或无意地噬咬着。唯一能安抚我的是刘晓珊对我的安慰。她把我对她的理解当成了对她的支持和鼓励。她有三根精神支柱，第一是儿子，第二是我，第三是鬼子进村。在三足鼎立的局面中，第三根就要倒了，原有的格局就要坍塌。我只有伸出手来扶持一把，以不至于她坍塌下去。如果我老婆垮下去了，我倒好说，可我儿子怎么办？我照样也会伤心的。这种共存的关系决定了我的步步妥协。我想在她面前做一个通情达理的好男人，一个理解她爱她的好男人，这就迫使我自己做出精神上的牺牲，并一次又一次地让步和心软。所以她能大张旗鼓地把昏迷中的鬼子当成她的亲人那样关怀备至。
我常常期待一件好事的到来，这就是刘晓珊的调动。她调离川沙县了，就能慢慢把鬼子忘记了。充其量也就是想想，不至于每天都要去医院看望他。我相信时间能够把鬼子从她脑子里淡化出去。这使我经常有意或无意地从李飞非嘴里探口风，也使我更加紧密地团结在李飞非的周围。李飞非需要我的爱，需要我的身体，也需要我努力工作为她以后的升迁铺平道路。而我却需要她在刘晓珊调动的事情上帮忙。因此我们不再是由网络情人变成生活情人的关系，而是变成了一种相补的利益关系。需求决定了这种关系的亲密度。当然，说是互相利用也未尚不可，但互相利用太难听，我不想用这个词来给我们的关系做出这样一个极端世俗化的结论。
正在我暗暗期待的时候，有一天晚上，李飞非来到我家，进门就和颜悦色地对我说：“雨诗，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刘晓珊调动的定下来了，把她安排到街道办事处行政办公室。你这就可以让她办手续了。所有的关节都打通了。”
我一把抱住她，一边亲她一边说：“真是感谢你！你伟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