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嘉听了他的话，一针见血地道：“子琮如今所纠结的，可是甘氏险些造成的恶果？”
崔颂顺着这个思路考虑，觉得如果仅仅是甘姬逃跑，他未必会如此纠结。反而是甘姬的死讯，非但没有让他觉得高枕无忧，反而徒增烦恼——他的思维方式与三观似乎并不适合古代的生存法则。
郭嘉听了他的困扰，问了个看似风马牛不相及的问题：“若是你在发现甘姬背叛后，第一时间将她处置了，如今的情状会是如何，你现在又是何种感觉？”
崔颂先是不解，待仔细琢磨，他终于回过味，明白了郭嘉的意思。
诚然，他若是能狠下心，将甘姬灭杀……或许能省些事，但总归是弊大于利。首先，他心里未必好受——即使为了自保，他也做不到不把人命当回事。其次，诛杀甘姬，他就能杜绝各种危险，躲过所有的明枪暗箭吗？不过是治标不治本罢了，还可能会因为粗暴的手段而留下无数隐患。好比董卓，杀人无数，却不曾有一日安生。
“人生在世，直意以畅怀，曲意以生计。既然结果不会比现在更好，子琮又何须徒添烦恼？”
人违反自己的意愿是为了过得更好。既然不能过得更好，那就该顺从自己心意，率性而为，否则不是找罪受吗？
听着有点像歪论，但又有几分道理。崔颂如若醍醐灌顶，再不纠结这些细枝末节。
他感念郭嘉的另类安慰与开导，又说了几句，不知不觉地论起了“灭董”之法。
“诡道之四：怒而挠之，卑而骄之，佚而劳之，亲而离之。[1]”
郭嘉的思路是这样的：在双方差距悬殊的情况下，首先要转换双方差距——即毁灭对方优势，增加己方优势；增加对方劣势，削减己方劣势。
董卓最大的优势在于他执掌了朝政大权，且武力值强大，兵员强悍，经过这几年的抢劫，银、粮、威望都不缺。
而董卓这人的劣势也很明显，外表宽厚，实则刚愎，义气有余而驭下水平不足，一碰到事就想着杀人，做事简单粗暴。
既如此，不如先想办法架空他的权力，让他无兵可用，无力可使。
所以离间计在其中的作用确实占了很大的一部分。如果能里应外合，让董卓众叛亲离，那一切都将变得明朗。至于操作思路，正所谓天欲其亡，必令其狂[2]。他们可以利用董卓性格上的弱点（多疑，自大），加以放大，诱他入陷阱，自己把亲信或远离，或处置，或夺走权柄。
当然，光让其内部分崩离析还不够，如今城里的兵将们几乎全是董卓的嫡系，哪怕董卓死了，但凡有个能出头的人，就能迅速镇压长安城。甚至这些西凉兵可能因为董卓的死而失去了制约，变得更加混乱。哪怕王允这边能成功策反一部分部将与士兵，也不代表他们能高枕无忧——首先，能策反多少部将士兵犹未可知，其次，哪怕策反了那些人，那些人就真的可靠吗？城内的反董人士大部分都是文官，哪怕加上世族家的家丁护卫，比起董卓的兵力来说也是不过是滴水对长江，起不了多大的作用。
因此，他们还需要一两个外援，这其中又涉及平衡牵制之术：既要让外援能强过长安城的兵力，防止兵变，又不能让外援太过强大，反戈一击，反咬一口。这儿就有个现成的前车之鉴：董卓被何进作为外援邀请入京，最后趁着外戚宦官两败俱伤，渔翁得利侵占了洛阳城。
至于其他因素，比如董卓的个人发挥，董卓帐下的凉州势力（代表人胡轸、郭汜）与外来势力（代表人吕布、徐荣）的矛盾，同样不可执一而论。
所以反董大业远没那么简单，还需从长计议。
崔颂听得眼晕，突然想到自己身负重责，请教道：“若要策反吕布，奉孝可有好的提议？”
又说了自己被捷足先登的事。
郭嘉道：“此事可为，要诀在一个字。”
“什么字？”
“等。”
“奉孝的意思是……”
“吕布执掌并州军，与凉州军的胡轸积怨已久。你我所要等的，正是——”
他点沾酒水，在榻边写了一字：
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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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十六字出自《孙子兵法》。
[2]八字出自老子。
第81章引江入海
城西的一家酒垆内,零星地坐着几个酒徒。
酒垆老板正坐在土坯台子里头打哈欠，眼角瞥到东边突然亮堂了一下，原是油腻污糟的粗布帘子被人掀开，一个穿着邋遢的中年男人无精打采地走了进来。
酒垆老板没有因为男人的糟糕外表而轻视怠慢,相反，他以一种堪称谄媚的态度热情地迎了上去。
“杨伍长，今日还是来五壶石冻春吗？”
一听到这话，原本把好奇目光投向男人的酒客立即埋首饮酒,本就没多少喧哗声的酒垆彻底安静了。
伍长虽然是最小的武官，基本等于无的那种,可长安城内的武官代表什么？
但凡内城的军士,都是董卓辖下。董卓的兵子素来声名狼藉，哪怕是最普通的士兵也无人敢靠近，生怕多看一眼就会触了霉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