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即黑胖子),上海市某市级领导的儿子。
c(即温文尔雅的男人),上海市某市级党政领导的儿子。
两年前,那是充满阳光和开放气息的日子,他们这个黑灯舞集团的基本运作模式是这样的:
先是由香料厂工作的g,骑着幸福120摩托在上海的大街上四处转悠,一旦发现猎物,由g将猎物载回高干子弟c的家中,随后,h与c分别出场,他们通常在二楼进行黑灯舞会、贴面舞会,在进行之中,作为一个相当“老练的游击队员”,他们三人能够敏锐地区分出怀中的女人是投怀送抱者还是执意不从者,对后者,假如这是一个符合他们审美趣味的女人,他们就采取诱骗上三楼的战术,随后便是集体的轮奸。
让人吃惊的是,在g的一本花名单上,竟有女人姓名320多个。当然,在这320多个女人中间,无法确切地说明有多少人是被强奸或轮奸的,但有一种说法是两个知识女性逃脱了被强奸的命运,而在剧烈的反抗过程中,她们中的一个将高跟鞋的后跟都别断了。
有两个后来成名的电影演员也成为他们欲望的倾泄物,但未必是强奸的牺牲品。他们三人在交流对这两个女人性攻击的感想时,说h这种女人是让男人感觉十分舒服的,而c则让男人感到十分不太舒服,c太瘦,全身只有一把骨头。
接着还发生了许多故事,但这与我们这本书已没有多大的关系了。为了发泄自己的欲望,为了满足自己对女人的那份贪婪想像,这三个风流倜傥的纨裤子弟最后付出了死亡的代价,被枪毙前的那个夜晚,c整整哭了一个夜晚;而h则向狱警要了两瓶黄酒,一边喝着黄酒,一边与狱警下着象棋,度过自己短促生命的漫长一夜,也是最后一夜。
这个故事就这样结束了。
这个故事距离今天刚好也是20年,而今天距离那份有关“黑灯舞集团”的调查报告发表之日已有40年。
以今天的观点来看,三个纨裤子弟的“罪行”或许还不到该杀头的地步,而那些被指认为遭到强奸、遭到轮奸的女人,那些理应为自己的不幸命运愤怒控诉、激烈咆哮但从一开始就选择了沉默无语的女人,她们中又有多少人与这个轮奸集团其实有着的是半推半就的关系呢?真相或许永远被埋藏在历史的烟尘中了,也只能被埋藏在历史的烟尘中了。
从1982年到1984年,在逐渐开放起来的上海,伴随着人性的复苏便是欲望的复苏,而反常的欲望中隐藏的多半是邪恶。假如,在上述这些年份,禁欲主义的意识形态不仅在主流社会而且在民间社会依然成为主导,那么,可以设想这么一点:小白面的黑面抄中至少不会写有320个女性的名字,也许会有3个或2个名字,绝对不会超过32个。当然,没有这样的假设,也不会有人需要这样假设。
站在一个严酷的历史唯物主义者的角度,1984年的“黑灯舞事件”只是一个社会在换取它不断进步所付出的必要代价,这代价包括三条人命在1984年某个早晨被消灭;而站在一个新世纪女权主义者的角度,1984年这些热衷于攀龙附凤的女人,这些渴望在上海“上只角”中寻找到她们生命的全部理想的女人,真正痛苦的并不是在这些“迷人的夜晚”被纨裤子弟强行掠夺掉了自己的处女膜,她们最大的不幸是在踏入高干子弟家门前那一瞬间所拥有的卑微和下贱,正是在这瞬间,尽管她们什么也没丧失,但其实她们已经失去了作为一个女人生而有之的那份尊严,因此,其实她们已经在光天化日之下自己脱光了衣服。
在香港一侧成为万元户(1)
八十年代中期,时代的板块开始出现了多条裂缝:一边是国家机器发出着“反击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号令,另一边则是民间社会有了自己的全新偶像:万元户。这时,在中国南方,在深圳黄贝林村的某个单元,住进了一个来自中国最大城市的女人,在这个也许是中国最早的“二奶村”中,她心甘情愿地成为一个香港工人的“二奶”,她在这么做的时候,获得了她认为人生中最重要的东西,或者说获得了生命中唯一可以依靠、信赖的东西:一万元人民币。
整整一万元人民币。
在距离今天已经十分遥远的八十年代,全体中国人民还普遍地处于赤贫,这个叫李虹的上海女人在南方却成就了她部分的梦想,她成为了一个“万元户”,这堪称一个上海的小小传奇。
这个传奇开始于很早很早的时候。
更其遥远的七十年代。
是尤大宝在“马咖”中一边呷着小壶咖啡,一边打听着当时中国的各种小道消息的时候;是孙翔正经受着《少女的性》和他白皙而丰满的同事这双重诱惑的时候;是张震和彭寿康两人正在“小包手”沙发、电子管收音机上表现着那个年代时尚感觉的时候,那时,朱寿昌先生还要耐心地等待不少时候才能得到父亲的补发工资换取新雅饭店中的一顿豪吃,在上海市卢湾区的徐家汇路上,一个颇有姿色的女人正在某南货店中做着今天的收银员工作。
前面已经说过,她叫李虹,毕业于比乐中学,因为“独苗”原因,避免了当时上山下乡的命运,而以“上海工矿”的档次进入了糖业烟酒公司。
在同时代人中间,女人李虹颇有优势:她身高1米63,这是七十年代的标准身高;她有一张“小花”般的脸,这是七十年代的基本审美;关键是,在她的衣服下面,有着那么青春、庞大的一对乳房,这让她在七十年代普遍平胸的女人中显得卓而不凡,引得多少轻狂少年为此神魂颠倒。
李虹与爱情的第一次“触摸”是在中学期间,尽管,这次“触摸”以失败告终。
那天,班上一个男同学找上她,随后挺神秘地送了她一张《买花姑娘》的电影票。头脑始终相对简单的李虹什么也没有想便接受了对方的馈赠。她没有料到当晚走进电影院后,在自己的位子旁看见了送票的男同学,一根筋的她根本没有考虑到对方此刻的心理感受,她只是十分惊讶地问道:“你怎么也来了?”
对方暧昧地笑笑,先扔来一包大约二两左右的椰子糖,随后将剥好了的一粒椰子糖飞快地塞到她的嘴里。
李虹未必对他没有好感,但他这个过于鲁莽的动作惹恼了“狮子座”的她,从小,她就是个十分自我、自大的女人,潜意识深处,她如同男人那样地要求控制任何局面,而不是由他人来摆布自己。因此,那刻,她本能地猛然站起,愤而挤过那个男生身旁,即使《买花姑娘》的主题曲已经在夜的影院四处回荡。
接着是1975年的春天,在徐家汇路这个充满了山东马芽枣、伊拉克蜜枣等等气息的南货店中,她成为该店会计之类的人员。
时间在无忧无虑的心情加上悄悄滋生的欲望中流逝而去。
20岁的李虹在这里似乎一帆风顺,她成了工会组长,随后是生产组长,天然的优势还让她成为糖业烟酒公司的文艺小分队成员,在一个没有更多机会的城市中她以自己的方式享受着生活,她认识的某一个“文艺战士”,为她介绍了生平中的第一个男人。
他是个海员,李虹与他相会在“文艺战士”的家里,当两人到达后,“文艺战士”十分知趣地说:你们聊吧。随即便袅娜而出房子,将李虹和海员留在一间暗暗的房子中。
对这个男人她没有任何感觉,她只记得这个“闷榔头”在全部呆着的时间里只说了这么两句话:
我家里有三、四个兄弟。
以后出海,我给你带一些花边。
对第一句话,李虹回答是“知道了”;而对第二句话,李虹的反应是“随便”。确实只能随便,对这样一个“三拳头打不出一个闷屁”的家伙,李虹没有任何一点兴趣。有意思的是,这个不善辞令的海员不知出于什么心理却将他的同事,一个船上的二副转而又介绍给了李虹。
李虹显然很有兴趣二副,这不仅是因为对方的地位,更重要的是对方的像貌和口才,不过,当李虹与二副相会在当年上海外滩的情人墙时,当随着阵阵怡人的海风二副情不自禁地将自己的手搭在了美人胚子的肩上,他没有想到的是这个美人胎子竟然发出了河东狮子吼;“你做啥?”
二副悻悻然地说:“我怕你冷啊?”
整整一年后,二副才不仅可以将自己的手放到了美人胚子的身上,而且还获得了美人胎子的处女之身。
这是李虹的想法,这也是1978年每个普通的上海女人的经典想法,至少在恋爱一年后,她的生命之门方可以让另外一个男人走入。
终年在日本、柬埔寨、美国等地周游的二副在1978年期间基本达到了自己的目标,他成功地让美人胚子为他怀了两次孕,又成功地让这个头脑简单、脾气暴躁的女人为他打了两次胚,二副希望在他再次出海之后,就能办了婚事。
那天李虹阑尾开刀住院,那天二副刚巧出海,二副的父母代儿子为未来的儿媳熬了一锅热气腾腾、香气四溢的鸡汤,然而,当两个老人来到医院后却没见李虹躺在病床上,他们在医院隔壁的“宝庆饭店”中,惊讶地看见李虹正施施然地与一个男子喝酒谈天。两个老人并不知道喝酒的男人对李虹的追求旷日持久,也不知道李虹对这种追求一向抱着嗤之以鼻的态度,即使现在李虹与这个男人相向而坐,那一点不证明什么李虹与他会有什么故事,但李虹的个性决定了她不会在这样的情状下向二副父母解释什么,而过于传统、过于朴素的二副父母也没有耐心去了解事实真相,在一种极大的误会中,他们在“宝庆饭店”扔下了一句恶狠狠的话:你慢慢吃吧。随后,带着那锅显然已冷却不少的鸡汤掉头便走。
在香港一侧成为万元户(2)
李虹只当什么也没有发生,但二副回来后,经父母的怂恿,对她的明查暗访就开始了,接着,不等她作更多的解释,二副明确地告诉她,他的父母坚决反对他们的婚事,他们间的关系算是彻底完蛋。
李虹二话不说点头答应。
这个美貌如花又泼辣任性的女人才不乞求任何人,也不乞求任何的感情和怜悯,即使她的处女膜已为这个男人所破,即使她的南货店乃至她的糖业烟酒公司都知道了她立刻要做一个幸福的新娘。
在家里,她眼眶中没有一点泪光,语气中只有一种冰般的成份,平静地,她为这个曾是自己男人的男人烧了三只水浦蛋,25年之后,她这么说道:“我让他吃了就给我立刻滚蛋。”
他们的故事其实并没有结束,某天,对李虹香艳肉体的强烈思念让二副控制不住自己将李虹再次请到了自己那条庞大的船上,在房中,欲火中烧的二副来不及多说就与李虹滚作一团,但一切结束之后,当李虹以期待的眼光看着二副,期待他说出一句让她惊喜的话,但她听到二副说的却是这么一句话:“我是一个孝子啊。”
泼辣的李虹当场给了二副一个耳光,接着,她几乎是歇斯蒂里地大叫起来,她疯狂的叫声使得船长、大副以及很多水手都涌进这个还散发着他们作爱气息的船舱,她疯狂的叫声在上港十区的码头上长久地回荡着,敲打着1979年的上海天空。
然而,再疯狂的叫声也无法阻挡这两个上海普通男女的分手,无法阻止一个上海女人的情感悲剧的上演:二副将曾经送给李虹的9寸电视机、“独眼龙”录音机、梅花牌手表这一系列七十年代最为奢华的东西统统拿回;李虹也理所当然地拿回了属于她的东西:台灯、吊灯、脚桶、痰盂、自行车、缝纫机以及八条被子。
那些天李虹学会了喝酒,喝啤酒。
即使过去了多少年以后,她还清晰地记得自己如何一人独自走进人民饭店,如何用6块钱叫了三个菜,其中一个是她最喜欢的抄鳝糊。她喝了整整3瓶3角3分的光明牌啤酒。醉眼朦胧中,往事一一在眼前闪过,杀气在胸中弥漫。对男人,这个她从来没有真正了解的生物,那刻她充满了真正的痛恨,就如同她从来都是简单地理解世界、理解人生,此刻,她将二副当成了整个男人世界,而与二副的决裂则看成了她与整个男人世界的决裂。一种对男人、对男人世界的报复心理就是在那个时候萌生,同时萌生的还有对人生玩世不恭的情感。她不会再付出什么真正的情感,更不会像个傻瓜般的全情投入,当她的处女膜为一个男人所破而这个男人又如此冷酷地将她抛弃她,她凭什么再去相信所谓的男人、所谓的真情呢?
李虹的结婚时间定格在1982年。
故事是这样发展的。
阳光灿烂的八十年代初期,流行着张喻、唐国强、郭凯明、朱时茂,流行着让·雅尔的电子音乐、佐田雅志的歌声,流行着慢三、慢四、快三、快四、仑巴、吉特巴等等舞蹈,当年的“文艺战士”李虹这时已是舞会中的皇后。
那天,李虹留非常时髦的童花头,穿非常时髦的搭攀黑皮鞋,套自己编织的、非常时髦的绒线衫,在一个家庭舞会上,她疯狂地旋转着,从墙壁的这一面到墙壁的那一面,她的眼睛中闪烁着疯狂的光芒,她成为了这个家庭舞会的中心、主角、灵魂。
一个男人走了上来,他邀请李虹跳舞,但显然,他不是一个舞蹈高手,他甚至不是一个舞蹈中手,无论是慢三还是快四,他都没有基本节奏感,李虹因此只能与他跳最容易但也最暧昧的两步舞,当时叫作“咪咪舞”。那天,李虹算是认识了这个男人,大概知道他是某供电所的冷冻工,还大概知道他开着一辆摩托车,其他就一概记不住了。
李虹没有料到,第二天,这个电工便出现在她的南货店门口,,他微笑地说:我带你兜兜风吧。
坐在他的摩托车后座兜了老大一圈之后,冷冻工又提出要请她看电影,说电影票已经买好了,就在前面不远的长城电影院。
李虹与这个电工的交往就这样开始了,“曾经沧海难为水”的她对电工既没有多少热情但也没有多少冷漠,她只是在一种多少有点被动的节奏中与对方算是在“拍拖”,一直到电工的五年女友闹到她的粮店,一直到她突然意识到与这个女人的个人战争背后的巨大意义,这才开始有了一点激情。而电工的激情将一切问题都加以解决:某天晚上,他提着一只旅行袋来到了李虹的家门口,他告诉她,他已与五年女友拗断,他现在没有地方可去,她的家就是他的家。
这种风格和作派是可以影响乃至感染李虹的。当天夜晚,李虹和电工两人相拥在单人床上,他们的生命在人类最温暖也最黑暗的洞穴中滋润地度过了黎明前的最后几个小时。
两个月,只有短促的两个月,李虹便与电工在荒凉的上海植物园附近租了间房子宣告结婚,电工一定给予美人胚子以强大的冲击,不然,对男人已经没有多少兴趣的她不会如此迅速地就与他同结百年之好。问题是,李虹很快便发现两个月的时间过于短暂,它无法使她认识一个男人,更无法改变她当年对男人的那些基本看法。
坐在电工摩托车后座的时候,李虹根本不会想到电工竟然是一个嫉妒心如此之强的男人。他一上来就给李虹半个月才准回一次娘家的规定;接着的动作让李虹更是恼怒,偶尔应单位同事或小姐妹的邀请,李虹稍微晚了点回家,电工便会像头真正的豺狼一样扑将上来,一下子将她按倒在床上,随后一把扒下她的长裤,再剥掉她的短裤,随后如同一条真正的巴伐里亚猎狗,反复地查看并嗅闻短裤上的气息,渴望在这中间发现一些什么东西;到了后来,电工已经不再是一个对电器修理有着一份心得的男人,他简直成了捷尔任斯基广场出来的苏联“克格勃”,走火入魔于盯梢与跟踪。每每李虹下班时分,他一早就骑着摩托飞快赶来,躲在马路一侧一路尾随李虹而去,直到李虹走进自己的大门方在82年的上海天空下大喘一口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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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香港一侧成为万元户(3)
有一天,电工变得极其疯狂,因为他认为那刻他真的抓住了自己老婆与他人通奸的把柄:李虹上班的工厂门口有两个公交站头,正常情况下,李虹应该乘坐甲站而不是乙站,而这天,电工看见自己的老婆正向乙站而不是甲站走去,这让他内心的愤怒如同火焰般地燃烧开来,他疯子似的从马路一边向李虹扑去,一边奔跑一边叫嚷着:你想去会那个野男人?你想去会那个野男人?”
无数下班男女惊讶而错愕地看着电工奔跑的身子,看着李虹在乙站一边那张惨白的脸,那刻,李虹明白了这么一个简单的事实:这个休养甚至不及二副一半的男人,他不过是另外一个二副而已。
李虹何等角色,她怎么会容忍这个男人对她全面控制。那天,怀着五个月的身孕她从家中出逃,在黑灯瞎火的乡野之地赶往市区时,她的内心已经决定了一切。
2年以后,也就是84年时分,当张行正以《迟到》、《阿里巴巴》等歌曲让上海的部分青年血脉贲张时,李虹也与骑着摩托的电工宣告正式决裂,这一次,是她控制局面,她选择了离婚。这个故事只有在这个时候才算进入了正式的叙述,但在我们的李虹出现在中国第一个“二奶村”之前,她其实还有一大段路要走。
1984年,李虹带着她两岁的女儿跟着一个广告人前往深圳。上海已让她彻底失望,而上海的男人则让她彻底绝望,即便如此,她还是离开不了上海男人,她正是在一个上海广告男人的诱引下,来到了中国南方这座最开放因而理论上也最多机会的城市。
南货店会计或收银员李虹立刻知道所谓的机会只存在于理论上,热土深圳对她这样的上海女人来说,更多象征的是一块北极地带的死寂之地。上海的广告人自顾不暇,他如同一只无头苍蝇在深圳到处乱串,而每个清晨,他照例会来敲打李虹的房门,然后爬到李虹的床上,与李虹的一阵匆忙而急促的性交,算是借给李虹房子的一种回报。
李虹分明已经厌恶了这个上海广告人,问题在于她已经处于老古话说的“三十如狼”的程度,尽管她内心十分瞧不起这个在深圳混得一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