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上海滩的几个歌舞厅。g很少在庭院的白色椅子上落座，他总是直接进入庭院左手的房子。
那里，没有后来的ld、也没有后来的蕾射，只有录像带通过东芝录相机放出着画面，但原始的卡拉ok已经出现在了上海。
人们耐心地等待着，他们中包括着“皮条g”与“狩猎者”王唯铭这样完全风马牛不相及的城市男子。等待是平等的，一个夜晚，你只能轮上三次、至多四次。在摇曳的烛光中，在妖冶女子的眼神中，在暴富的男女和港澳来客的手势中，你等待着齐秦以今天不可想象的激情而“狂流”而“大约在冬季”；等待着姜育恒用今天最为缺乏的真情而“驿动的心”而“跟往事干杯”；等待着钟镇涛温情脉脉地“只要你过得比我好”以及等待着王杰十分凄美地“安妮”和“一场游戏一场梦”。
神秘的hotel、快乐的圣诞大餐（2）
那时，贫穷的“狩猎者”和他相对富裕的大哥曹忠铨，为了他们在这个晚上各自的三个歌曲，常常从夜晚九点进入这里，随后在第二天五点左右时分，在城市黎明的曙光中，带着一身懊热气息回到家中。
长乐路60号的这个地方叫作“桃园酒家”，它是其时上海仅有的三个卡拉ok之一（上海第一家卡拉ok叫“黄楼”），在这里，它培养了上海第一代卡拉ok的发烧友，培养者为林文如小姐。
在1989年，在这个特殊的年份，你可以放弃写作（因为你本无写作的天份），你可以拒绝“阿迪达斯”（因为你本无那么多人民币），但你不会放弃、拒绝卡拉ok，它是那个年份最大、最酷、最炫、最in的时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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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夜的奇遇与城市板块的错裂（1）
有些情景甚至出乎一个“狩猎者”的想象。
1988年11月5日的傍晚，在我们这座城市的中部，更正确点说是在江宁路“大都会”舞厅的一边一家极富现代情调的咖啡屋，周邀请我坐在日式沙发上。那刻，城市正在窗外的暮色中燃烧，丑陋而肮脏的街道正因黄昏显得生动起来。
周要了牛奶、沙达和水果圣代，姿态并不优雅但动作十分熟练地抽着kent，并和我一同沉浸在这年最为走红的美国歌星莱昂奈尔·里奇的性感歌唱中。
周告诉我他已抛弃了s厂和s厂支部书记的头衔，我注意到他用的是〃抛弃〃这个字眼。周非常轻蔑地挥挥手，似乎在挥去苍蝇之类的东西：现在，这些值几张分呢？
周说他和他的三教九流朋友们合伙开办了一家花木公司，每人投资一万二。事情开始得并不顺利，某个月黑风高之夜，一伙心狠手竦的上海歹徒抢劫了公司，掠去了几近三分之二的家当，他们全体走麦城，他更是几近山穷水尽……
但后来，周还是寻找到了一条成功的康庄大道。周和在日本长崎攻读硕士学位的朋友结成了一个“神圣同盟”，共同“猛斩”想去日本的“上海冲头”。日本方面由他朋友运动：寻学校、找保人、寄入学通知书；上海方面由他操作：找“冲头”、搞联络、收钞票……进帐四六开。每“斩”一个“冲头”，他的纯收入为四千元。
周诡谲地对我笑笑：对大家来说，这些早就不是秘密，其实也没有多少诀窍，要想在这个社会成功，只需做到一点：龙门敢跳，狗洞能钻。
周格外亢奋地向我叙述了作为一个城市“新英雄”，他在1988年里所玩弄的手腕、使用的计谋和设置的陷阱，他将我们这个社会曾经通行此刻还在通行的政治信念、伦理准则尽情地糟蹋了一番并放在了屁股底下。
那一刻，我不由得吃惊并确切地感到了迷惘——在进入s厂之前周是人民解放军第二炮兵部队某导弹连的指导员。他不乏才华，聪明过人，写得一手好文章，尤其擅长列宁式的鼓动。一句话，他拥有那个时代对优秀人才要求的一切。来到s厂b车间，周曾经创造了一个小小的奇迹；他使得s厂头号想入非非的女人在他坚持不懈的努力下终于安份守己起来。为此，周牺牲了自己的几乎全部节假日。至今我还能清晰地忆及周在老式620车床边改造某个灵魂的壮丽情景。
付帐的时候周洒脱地阻止了我的起动，他挺自信地摸出五十元兑换券，漫不经心地递给姿色可人的女招待：不用找了，余下的都是你的小费。
周在夜大街上和我告别，我记住了他最后讲的几句话：人必须跟上潮流，不然就被潮流淘汰。过去我没白活，现在也没白活，但愿我们能够越玩越漂亮！
稍后，我来到这座城市最繁华的区域，我伫立在人民广场的东端，我们这座城市的一些诗人正在我身后的诗歌画廊里有气无力地咏叹着昨天的田园、昔日的激情，我的面前却是一个由明天的广告、漂亮的男女和迈克·杰克逊歌声所组合的世界。
我突然瞧见了朱。朱驾驶着一辆装有宽大车座的三轮摩托慢慢靠拢街沿，一个外地佬从车座中跳出，向朱递去钞票，随后消失在西藏中路的无尽人流中。朱抽起了香烟。他将左腿生龙活虎地搁在车笼头上，因小儿麻痹症而瘫痪的右腿则隐蔽在车子的阴影中。在路灯的漫射下，他显得格外的心满意足。
我走向朱。在最初的惊讶之后朱立刻平静了下来。朱对我说他对这里来散散心，要是兴致高了，也带几个客：赚些小分对付通货膨胀！但我和他们完全不能比，他们玩得比我好上十倍、一百倍！
顺着朱的手势，我注意到了广场边缘的另一幅画面：一辆辆装有宽大车座的三轮摩托散开在四周，上面坐着它们的主人。在稀薄的夜色中他们都保持着相同的姿态：一条腿搁在摩托车笼头上，另一条诡秘地躲藏在黑暗中。明灭的烟蒂不时映现出一张张胡子拉茬、神情阴郁的脸。
朱说：别看他们表面和我差不多，坏了一条腿、可怜巴巴的，其实都是些最会玩的人，有人说他们是黑手党！
朱告诉我他们都是从全国各地来上海治腿病，有军人、有工人、有农民，但治好的与没治好的全不愿回老家，在上海结成团伙，做生意、搞运输、拉皮条……什么事都干。口袋里有大把、大把钱：吃、喝、玩、乐、赌、嫖，十八般兵器样样精。虽然说五毒俱全，但活得比你这个记者自在得多、快活得多！
蓦然，朱让我注意正前方。我看见一个三十开外的女子向摩托车群摇摆而去。她先用双手轻佻地摩挲一个老头的秃顶，随后摘去一个大个子的帽子戴在自己的头上。她向我们转过充满欲念的身子，摆动臀部扭动腰肢，在秋夜里表现着一种不言自明的感觉。
朱半真半假地问我要不要？她的价格是全上海最便宜的，只要一张分（1988年的上海切口，指一百元），就可以从现在一直玩到明天这个时候：别看她的脸一塌糊涂，她的干劲却是数一数二。在床上，没人是她对手！你有胃口，我只要招招手。
朱盯住她，一副心旷神怡的神情，两眼之中闪烁着一个年届四十但余勇可贾的男人的不灭火焰。
我再一次深深吃惊了，在这个秋夜。
秋夜的奇遇与城市板块的错裂（2）
在昔日c厂后勤科，朱是一个知名度极高的人物。小儿麻痹症丝毫无损于他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激情，他乐于在工厂的铜末子、铝末子、铁末子堆上欢乐地蹦达。但此刻，他显然不再愿意在c厂始终担任一个勤勤恳恳的低级蓝领，他渴望从〃过去〃的世界里走出来，渴望在今天获得一种新的生存方式。
你为什么不加入他们的队伍？
他们排挤本地人，再说我和他们也不一样。
那你为什么到这里来？
你让我到哪里去？我又能到哪里去？工厂？家里？到这些鬼地方去？它们能给我什么？
我又一次向只有一条腿的摩托车手们注视。在夜晚的城市背景下，他们显得如此的扑朔迷离、难以捉摸，而一边孤独地呆着的朱又恰似一个意味深长的问号！
这以后，在我们这座城市的南部，一长列毫无个性色彩的兵营式公房前，我有了这个秋夜的第三次奇遇。
这一回我被迫卷入了一个事件中。事件的主角是个38岁的男子。他姓什么叫什么无关紧要，他和我素昧平生并且或许永远不会再次相遇。
在这个夜晚，他穿上了一身精心制作的黑衣服，口袋里放了一支儿童玩的喷水手枪，怀着无以名状的心理、情感，万分紧张地进入沉沉黑夜。他跟踪在黑夜中相遇的第一个女子，不管对方相貌俊秀丑陋身段苗条臃肿，他死心塌地只跟踪遇见的第一个女子。他不快不慢、不慌不忙地走在女子身后，既不虚声恫吓也不拦路抢劫更不触摸女子的肉体，如同一个幽灵，直到女子惊恐万丈地跑进家里的门洞，他才开始寻找新的对象。
他自己的动作再次演练了一番，但这次他遇上了麻烦。他不知道被他跟踪的是个高度神经质的女子，在走出两条马路之后她便向世界发出了求救信号；他又没预料到这时刚好有一群热血沸腾的大学生路过，他们不作任何思考便将他团团包围。
他丝毫没有反抗或逃跑的意思，在联防队办公室迅速交代了自己的身份：d局保卫处干部。他十分平静地反问：跟在人后面，这是犯罪吗？宪法没有这个规定，不是吗？
他的脸上毫无迫害狂、虐待狂的变态症兆，显得神智正常、思路清晰、谈吐自如。不过这反而更令我震惊。他乐于扮演他憎恨的角色。白昼中，他监视、跟踪、追查一切危及d局利益的歹徒，清除着这座城市排泄的渣滓；夜晚，他以歹徒面目出现，盯梢、追踪一切妇女。他要获得一种疯狂的体验和快感？这种人格的变异、分裂对正日益崇尚奢侈、享乐、放荡的城市男女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
或许太巧了，在秋夜中我有了三次奇遇，但它们都是事实。
午夜时分，我回到自己温馨的小屋。
那一刻，城市已完全溶化在黑夜的海洋中，四下岑寂，了无声息，只有偶尔传来的汽笛声打破寂静。一切似乎都已过去，欲望熄灭，骚动沉寂，喧嚣平息……我凝视着窗外黑鸦鸦的房屋，想象着睡在天花板下的无数男女，强烈地感受到了一种内在的激荡正呼啸在城市的深部。
我无法忘却的秋夜奇遇让我清晰地懂得，我们社会固有的板块正在错裂，传统的阶层结构正在解体，昔日高耸入云的金字塔已经崩溃……无数的人们在1988年这个关键年份抛却了自己固有的沉重面具而苏醒了自己的欲望天性，在一个动荡不定的社会里寻找着各自的位置，历史在白的手、黑的手、干净的手、肮脏的手的共同推动下缓慢打开新的一页。
1就地改变国籍
买办：也叫“康白度”（葡萄牙prador的音译）。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中，替外国资本家在本国市场上服务的中间人和经理人。原指欧洲人在印度雇用的当地管家。在我国，指外国资本家在旧中国设立的商行、公司、银行等所雇用的中国经理。。。。。。。代外国资本家推销商品，掠夺资源，从中获取巨利。他们依靠外国资本家生存和发展，是旧中国反动统治的社会支柱之一。——1979年版缩印本《辞海》。
有限的历史知识曾经这样提示着我们：1949年前，我们这座城市堂而皇之地存在着一个买办阶层。诞生了新中国的这场革命摧毁了旧中国的一切，随着犹太阔佬沙逊、哈同之辈被彻底的放逐，这个阶层也就此消声匿迹并在日后的字典、教科书里臭不可闻。
但是，《辞海》正显出十足的尴尬。
当一个新的时代到来之时，1982年，有30多家的外国商团进入了上海；1983年这个数字上升到了50多家；到了1984年更是猛增至156家；而在1988年的年底，320多个国外商团在上海建立了根据地。每个商团背后都闪动着按老版《辞海》定义的〃买办人〃而按民间流传的说法则是“首代们”的身影，据本市官方机构在1989年的一次估计，活跃在上海城的〃地下买办人〃当有几百之多……真实数字恐怕远远不止。对〃买办人〃的评价……他们是一个开放的经济结构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还是在动荡岁月里趁火打劫、中饱私囊的乌合之众？……这是历史学家、社会学家的事情，我提供的是一般的描述，不过，他们的“地下”或“准地下”状态有时经常阻截我当年的追寻，我承认，这让描述带上了若干暖昧不清的色彩。
第一代：决非经典意义的“买办人”，作为“买办人”的基本素质——外文和专业才干——都一穷二白，但他们适得其所，以各自的门路、关系弥补了才干、能力的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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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夜的奇遇与城市板块的错裂（3）
高和方。
在向各自的外国老板表现了数年如一日的赤胆忠心之后，高和方已腰缠万贯地功成名就，成为上海的新贵。
高性喜排场、讲究豪华，是一个十足的表现主义者。高时常迫不及待地向世界展示他在人生沙场上凯旋而归的实绩：从车料茶具到真皮沙发到武装全身的名牌服装，高对自己的财产讳莫如深，据估计在20万至30万之间。
方老谋深算，他的居家布置与小青工婚房相差一个数量级，他的妻子、女儿的装束也只在寻常之列。方有自己的想法：会叫的狗不咬人。那些家里放满电器产品，身上挂满新潮物件的男女其实最无“花头”。方的实力在一口配有电子报警仪的箱子里。箱子可以装美金、日元、澳元，也可放钻戒、翡翠、金条，人们尽可以自由想象，有人估计方的财产大概游移于50万至60万之间。
在金钱的有力支撑下，方和高表现着忘乎所以和含而不露的嚣张。
高在遥远的1989年这样唱着高调：我们就是高等华人，除了我们，其他人都算不上在玩！
方则使用了疑问式：再过几年，我们这些人会不会改变上海的消费面貌呢？
但在1989年，在那些令他们终于像一个所谓的高等华人行事和生活的日子里，他们两人一致拒绝透露今天的“代理人生涯”，他们只提供一份怀旧的情感。
高说：我在82年光景从事这个行当。
那时，高彻底地厌倦了他的国企财务科，高写信给国外父亲，要求去国外生活。不久，来了回信，是高的哥哥执的笔。他们说国外生活未必如高想的那么轻松，需要竞争、拚命，心脏功能向来不全的高恐怕难以适应。但信的后半部分则峰回路转，高的父亲答应高在大陆设立一个办事处，由高做这个公司的代理人。
高由此张罗起来。高先去了几家大饭店询问房租的价钱，每平方需付的美元数额使他打消了彻底奢侈一把的念头。高转而走一条低调路线，他在自己后厢房安装了一只电话，又印了厚厚一叠香水名片，高的副业就此便算正式推进。与此同时，高的父亲给予高的开办费中的很大一部分便进入了高的私人存款单。
高在这些年里干了些什么？
高的专业和e公司业务显然风马牛不相及，但高的岳父是上海某大饭店的副总经理。83年时节，上海的新宾馆还寥若晨星，国外商团人员抵达上海后的衣、食、住、行往往是个大难题，众多小商团、小公司苦于无房住、无车接。对e公司来说，高的出现可以建设性地改变这种状况。在后来的几年中，高与岳父紧密地团结起来，租借房子、预订机票、接送人员。。。。。。在这种并不幽默的基础上，高的事业似乎真的幽默地发达了起来。
方的情形与高相差无几，区别在于方仰仗的不是岳父而是父亲，方的父亲是某部队医院的副院长。
于是，高和方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地步入他们的人生巅峰。
第二代：30…40的年龄，掌握一门专业知识但才质平平，略通一国外语但捉襟见肘，不过他们有激情、有冲动、有欲望，这些特点使他们高出他人不止一筹。
金是工程师，在本市一家中型企业工作。
1984年，金负责电子游戏机的设计，为了选择集成块，金去深圳参加某个展览会。会上，f公司的老外经理提醒金关注f公司的集成块。金打量了一番，也不多说，一下子就订购了十万块集成块。其时，金没有预谋，没有未来的十年构想，只有一种直觉在提示他，和老外搅成一团总有他的好处，此外他的神经系统远较他人坚韧和粗糙，既不在乎设计失败的压力和也可以忽略他的竞争对手的指指点点。金回到f厂，不少同行都替他捏了一把汗，但连金自己都没有料到的是他这次射了个“满环”，也可以叫做“瞎猫碰上死老鼠”。
f公司的集成块由此首次引进中华人民共和国，f公司看中了金的一身豪气，理所当然地金成了f公司的代理人。
金就地改变了国籍，但金绝不是忠贞不渝的义仆，只要有机会他是一个毫不犹豫就背叛公司利益、毫无内疚就大揩老板油的上海男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