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饭后，露露打电话来，提醒我周末去参加她表姐婚礼的排练，“记得是星期六下午三点，云海酒家门口。”她的表姐出嫁，男方包下一层酒楼，红地毯浩浩荡荡铺开几百米，我和露露做伴郎伴娘。这次是提前去勘查场地，和新郎新娘一起把出场的路线走一遍。
孙露露比我小半年，小时候我们两家做过邻居，后来她爸当了副院长，她家搬走，但我们一直在同一个班级，中学几年里都算是点头之交，高考后领成绩证书时遇到她，我一脸灰心，她一脸丧气，眼睛哭得像两个大桃子–原来她也没考上梦想已久的学校。我骑着自行车带她转了一个下午，送她回家时，露露的手轻轻在我的手腕上搭了一下，勉强给了我一个微笑。
青春期是个缺心少肺的年纪，高考的精神创伤好得很快，我和露露却因此重新熟悉起来。这回她表姐结婚，拉我去做伴郎，因为露露有一米六八，而她姐夫的朋友个子都太矮。“果冻，还是你站在我旁边比较称唉。”她满意地说，那个神情让我突然想起十几年前，楼里的小伙伴玩丢沙包，露露总要和扔得好的孩子搭档，有一次轮到和我搭档，她嘟起嘴使劲瞪我一眼，“我不要跟他一起，林国栋太笨了。”
“那个男的就约那个女的见面，可是他们之间相差两年时间，所以，他要等整整两年……”露露在电话里讲一本感人肺腑的韩剧，“果冻，你在听吗？”
“我在听。”我回答，手里的铅笔正在纸上沙沙移动。我夹着电话，站在窗前，画下对面二楼的百合花窗帘。那纯洁而烂漫的颜色，仿佛在橙色的灯光里，又盛开了一遍。
躺在床上，正要朦胧入梦，不知从哪里传来一个声音“果冻……果冻……果冻果冻”，细细的，幽幽的，小孩一样的声音，仿佛从意识底部缓缓升起，滑滑地经过耳膜。我睁开眼睛，那个声音却又不见了。
第一回见到雨霏，就是那之后的第三天，回想起来，并不是很久之前，但是，在感觉里，总好像我们已经认识了好长时间。好长好长。
那是星期六上午，下着小雨，我正被300k时带六个结晶水分子的硫酸镍的饱和蒸汽压折磨得心力交悴，无意中抬起头，隔着窗前的铁栏，对面的百合窗帘揭开了。阳台上正对我站着一个女人，穿一件款式奇异的衣服，大红底色，背上一个醒目的黑色八卦图案，袖子宽宽，仿佛唱戏的水袖，滚着黑边，十分显眼。她的头发及肩，按时髦的款式染得半红半紫，脸型偏圆，额头高高的，鼻子挺秀。她并不算十分漂亮，却是能在第一眼就给人留下深刻的那种女人，而且让人无端地相信，她一定有很多经历。
然后我注意到坐在椅子上的那个女孩，她的脸刚好从阳台边露出来，额前疏疏地留着刘海，女人正拿着剪刀，专心地在替她剪头发，随着刀锋闪动，她的发丝一缕缕飘落下去。她坐在那儿，手里拿着根吸管，稍微一吹，一串串泡泡长了翅膀般随风四处飞舞。
那是一张小小的，苍白的脸，在五色斑斓的泡泡后面，呈现出明净的表情。我忍不住凝视着她，直到我终于碰上了她的眼神。她有一双很黑，很大的眼睛。
开始总是下着雨（1）
对面窗前那个人已经盯着我们看了很久，小阿姨放下剪刀，说“好了”的时候，他还是站在那里，一动不动，脸上显得很严肃。可是等我抬头看他的时候，他马上低下了头。我没看清楚他到底长什么样，但感觉上他应该和我差不多大。
我接过小阿姨递来的镜子，看了一下自己的头发，她问我“好不好”，我说“很好”，眼光瞟见落了一地的头发，伸出脚在上面踩了踩，软软的，仿佛还有生命，突然有些想哭。
一年前，小阿姨对我说，“蔡雨霏，你跟着我要常常搬家的。”到现在，才完全理解她的意思。我们搬了三个城市，换了五个住处，这是第六个“家”。跟着我的东西，一样一样丢掉，只剩下头发和果冻，现在，连头发也没有了。
小阿姨手握一面镜子，叉着腰打了个哈欠，“以后再留起来吧。”她一贯那种天塌下来有人顶着的口气，打量着自己的作品，“不错嘛，看上去很清爽，现在女孩子流行短发。”
我点点头，说，“谢谢小阿姨。”
第一次见到小阿姨，是在爸爸的追悼会上。她戴一副硕大的太阳眼镜，一套黑色呢裙子，脸上毫无表情，挤在人群中显得很醒目。我不停地哭，知道声音哑掉，她递给我一条亚麻布的手绢。直到她摘下眼镜，我才发现她的眼眶也是红红的。
几个伯父都说她是香港来的，很有钱，我知道他们其实是怕我落到他们中任何一家的头上。时间长了，人心都会变，只是我太不明白，到底从什么时候开始变的。
到最后，小阿姨拿着两个商店里新买来的皮箱放在我脚边，“你跟我走吧。”然后又关照，“少拿点东西，能不带的就不带。”她坐在旁边的椅子上，依然戴着墨镜，抽着一根烟，一边打量我收拾行李，突然走过来，扳着我的脸，说“笑一下”。
我机械地牵动嘴角的肌肉，微微地笑了一下。
她脸上浮起一种复杂的表情，“你左脸上也有个酒窝，同你爸爸一模一样。”然后她猛地转过身去，不再理我。
后来我问小阿姨，我们会不会去香港，她问“谁告诉你我是香港来的”，我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