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十七岁那年就进城了。那年我父亲卧病在床，母亲的身体也很不好，弟弟正在读小学，家里的负担很重，我见一些女孩出外打工，给家里寄了不少钱，就跟家里说，我也要出来打工，给家里寄钱，母亲本来不愿意要我出来，但父亲的病急着要钱用，就同意我出来打工，并给我借了三百块钱，让我一个人出来了。我本来是想出来打工，好好挣钱，可是，没想到，我来到这个城市以后，接二连三地发生了一些事，让我渐渐地改变了原来的想法。”
刘春芳深有感触地说完这几句引人入胜的开场白，这才开始进入真正的故事情节。
“那年正月初八。我离开老家，坐车来到新城，已经是下午六点，天快要黑了。我是第一次出门，没想到天这么快就黑了。天黑得下旅社，但我还不想急着下旅社，我想去找在新城打工的老乡，那样就会省下一笔下旅社的钱。可是，我怎么也想不起老乡的具体地址，只知道老乡住在南城开发区那里。天色渐黑，我急慌慌地坐车去南城开发区，一问，这才知道开发区是个很大的地方。我怎么也想不起老乡在开发区的哪个地方，只好又坐车子回到市区，找了一家旅社，要住宿。一问价，一个床铺要二十块！那时候二十块钱一晚上，对我来说是不可想象的，我惊傻了眼，问服务员能不能少一点，服务员说不行！我就出来了，站在那家旅社的门外，不知道怎么办好。这时候，过来一个大姐式的人，问我是不是想找旅社，说她们那里有旅社，很便宜。我问她多少钱一晚上，她说五块钱一晚上，还说有车接车送。我就上了她的车。车上拉了几个差不多像我这样没出过门的女孩，跑了好半天，才算到了那家旅社。开票的时候，我拿出五块钱，开票的人对瞪着眼睛，说，你的钱少了！我说，多少钱一晚上？那开票的女人就恶声恶气地说，一晚上三十！我说，不是说好了，一晚上只收五块钱吗？那女人说，谁说的你找谁！我知道上当了，只好问，能不能少一点？开票女人根本就不理我，给下一个人开票。我没办法，只好狠心掏出三十块钱，住了一晚上。第二天早晨，我还等着有车送我到原地方，没想到根本就没有车，我突然看到昨晚那个拉我来住店的女人，气愤愤地跑过去，问她为什么骗我，她说没有骗我，我说你不是说五块钱一晚上吗？怎么要三十？她说，你坐车不要钱吗？我又没说坐车不给钱呀！算是让她抓着了歪理，我又质问她，不是说有车接车送吗？车呢？她说，有车呀！不过，要等到下午天黑以后，才有车子到那边拉客，顺便捎带你过去。我知道自己又上当了，只好自己找车坐回来，又多花了我几块钱。
就在我回到原地方的时候，我突然想起了老乡的具体地址，便直接坐车往南城开发区的一个工地上跑。找到那家工地，楼房早已做好，门卫的老头告诉我，工地施工早已结束，我要找的人早不知转移到什么地方。
这下我慌了，唯一的出门依靠没了，怎么办？我突然想起城里有人专门介绍工作，我的老乡刚进城，就是这样找到工作的，我便在街上打听这样的一种单位。最后，我问到一个陌生的中年人头上，那中年人反过来问我是不是想找工作？我点头说是，他说，我带你直接去一个厂吧，那个厂正急着招人呢！不过，你得给我一百块钱。我怕上当，不敢答应，他说，他要是找中介所，没得三五百，是找不到工作的。我说，一百块钱可以，但你一定要保证我进厂！他说，没问题！然后就带着我，一直往前走。也不知走了多久，走到了一个工厂的大门附近，他说，厂就在这里，你看，那门上还贴着招工的大红广告呢！你直接去就是了。说着，就对我伸手，要那一百块钱，我见他带我走了这半天，厂也到了，大红字纸也看到了，就给了他一百块钱。然后，我就直接进了那家工厂，一打听，工人根本就没上班，工人都下岗了，自己都没事做。门前的大红纸，是通知下岗职工领最低生活保障费的。
我回头再找那中年人算帐，哪人早不知跑到哪里去了。我一摸身上，急得直跺脚，总共只带了三百块钱，原以为一进城就可以找到工作，不用自己的钱，没想到钱这么快就被人骗走了，工作还没找到。现在，只剩下几十块钱，想回去连车费钱都不够。我急着急着，就哭了起来。
这时候，一个好心大妈式的人物走了过来，问：“姑娘，你这是怎么的？”我一看这个好心大妈式的人物，就把她当成了救苦救难的活菩萨，一五一十地将我进城被骗两次的遭遇说了出来。那好心大妈式的人物，就理直气壮地说：简直黑天了！什么不好骗，骗这两个乡下女孩！走！我带你们到派出所报案去！我不想为这点事麻烦人家，也不想把事情闹大，谢绝了那位好心大妈的意思，那位好心大妈就说，要不这样，我有一个亲戚在一家公司当经理，听说他们那儿要人，我带你去，亲自叫他们给你们安排工作，你看怎么样？我感谢都来不及，能说怎么样？当即就点头，跟着那位好心的大妈走了。
好心大妈叫了一辆的士，让我上车，然后对司机说到什么地方下车。我上车不一会，又上来了一个跟我差不多的农村女孩。车子拉着我们两个，飞快地跑。也不知跑了多长时间，车子还是不停下来。我就嚷着要下车，司机不停。那位好心的大妈，也变了脸，对我和那个女孩又凶又狠。车子跑得飞快，我们又不敢开门跳车，只好听天由命。突然，一道交通岗哨举起了小旗，命令车子停下。司机问那个大妈式的女人，要不要停下。那大妈式的女人，看了看势头，问司机，你的手续都齐了吗？司机说，齐。那女人就说，你决定，能冲过去就冲，不能冲过去就停。我才知道那司机和那女人原来是一伙的！我对那个女孩使了个眼色，那个女孩也对我使了个眼色，车子要是到了跟前不停下，我们就开始喊人。司机跑到岗哨跟前，那里站了好几个交通警，旁边还停着一辆交通巡查的车子，知道跑是不行，便乖乖地把车停下了。车刚一停，几个警察就过来把住门，以飞快的动作把那个司机和那个大妈式的人逮捕了，并告诉我们两个，他们是人贩子。
我简直不敢再相信任何好人，我原以为好心的大姐和好心的大妈，还有那位看上去像个好心的叔叔样的中年男人，都让我觉得那样可怕。我才进新城，还不到两天，就被人骗了三次！怎么这里那么多的骗子和坏人呢？我在百思不得其解中，开始恨起城里人来！但这个时候，我心里还有一份依靠、信任和感激，那就是那些好心的公安干警，是他们解救了我，是他们把我带回新城，还把我送到了一家真正的中介所，并特别吩咐他们要对我关照。”
刘春芳说这话时，那种让人难以磨灭的激动溢于言表，显得尤为可贵。
黄律师点头的同时，审视的目光在肯定着面前的这个暗娼，他仍然觉得刘春芳是一个良心未灭的女人。同时，期待着刘春芳继续讲下去。
刘春芳转用一种不无沮丧的口气说：“好心的警察把我送到中介所，中介所的人对我进行了登记，然后叫我自己到后面去交钱，我一看，得三百多，顿时就楞着不动。中介所的人问我怎么回事，我说我没钱了，我的钱都被人骗走了。中介公司的人都不知道怎么办好。这时候，一辆小车停在了这家中介所的门前。从车里钻出一个官太太模样的女人，过来后就问中介所要一个女孩到她家当保姆，并且一定要乡下女孩，中介所的人就趁机介绍了我，并向那位官太太说我是刚来的，已经登过记，还没交钱。要是觉得可以，就先领去，中介费就从我这个月的工资里扣。
官太太就过来看我。那目光，却不像是看人，而是在看一样东西。看完，就替我预交了中介费，叫我上了车，离开中介所，直上她家去。”
刘春芳说到这里，又禁不住插进自己当时的真实感受：“那位官太太替我预交了中介费，也算是解救了我，我本来要感激她，为她家好好做事，可是，当我真正进入她家，并在他家里住了一段时间，经历了一些事，我就打消了这个念头。”
“因为什么？”黄律师单刀直入地问。
“因为很多！”刘春芳说，“首先是因为我所进入的那个家，让我看到了人世间的另一种景象。其次是那个家的许多秘密，彻底的改变了我。那是一个特别富有的家，单门独院，上下八层，层层铺有地毯，29寸大彩电，立式空调，那时候市场上还没有卖的；轿车两部，一部是公的，一部是私人的。光保姆就请了五六个，每天的基本生活费开支就是几百块甚至上千块。我不明白他们家怎么这么富有，但我并不嫉妒人家富有，我只是羡慕人家富有。住了一段时间，我才知道我看到的只是很小的一部分，真正的富有是我所不能知道的。据说，这只是他们家房产的一部分，他们家的儿子女儿，还没成家，每人就已经有预备的新楼房一栋，比这更高级；主人还有一栋别墅，价值百万。另外，单位还有一栋房子，因没人住，长期锁着。我有两点想不通：一是这个世界，原来还有这么富有的人家，而我的老家那里，却是那样穷，穷得有人连读书都读不起。那个世界什么也没有，这个世界什么都有，好象世界上所有的好东西，都跑到这里来了。二是我不明白，主人怎么就那么富？他究竟当的什么官呢？这么有钱。我留心打听，即使是市长，也才千多块一个月，主人不过是一个部长级的官，他一个月能有多少工资？最多不会超过市长吧？他哪来的那么多钱呢？他是怎么弄得的这些财产呢？
后来，我在他们家住了一段时间，就慢慢弄清了他们家为什么这么有钱的原因。原来，主人虽然只是个不大不小的官，却很有实权，据说，他是个管官的部长，哪些人想要当官，哪些人想要升官，就得找他拉关系。现在这个社会，有钱就是英雄汉，无钱狗屁都不是。要想有钱，一是做生意，二是当官。当了官，不仅有权，还有钱。这个社会光有钱还不行，还得有权。有钱又有权的官，谁不想当？一些有了钱没权的人想当官，就找他，请他喝酒，给他大把大把地塞钱，想买个官。一些当了官的人，嫌官小了，或者位子不实惠，也找他，请客送礼，大把塞钱，或者送贵重物品。主人就凭他手中的权利，大把大把的捞好处。连他外甥过生日，都有人给他们家送礼送钱。那些人一送就是千把几千，送少了官太太就拉长个脸，不高兴。官太太一不高兴，那人就没戏了。因此，很多聪明的人，都把官太太的脸当作晴雨表来看自己的前途。据说，一开始，主人不敢收人家的礼金，官太太说，凭什么不收？过了这个村，就没有这个店，不收白不收！这么多的人收，你一个人不收有什么用？收！收出了问题，我负责！不收，你还得送！不能光做赔本的买卖！
收了一回就不愁二回，那黑钱就越收越多。主人就拿着这些钱，花一部分到上面拉关系，把自己的位子坐得稳稳的，基余的，就用来挥霍，做房子，买东西。开销大了，主人又开辟财路，借公家的钱投资，让自己的儿女开门面做大生意。管官的部长家属做生意，捧场的人多的是。大酒店一开，一年下来就是几百万！可他们的税，却没交几个钱，纯粹是遮遮群众的眼睛。后来上面的政策变了，不准当官的家属做生意，他们就变个法子，不让自己的家属出面，让别人出面，营业执照上换个名字，他们退到后面，帐上的钱最终还是回到了他们的腰包里。谁要是不满，暗中告他，软的他就压制，硬的他就用钱收卖，或者用小姐来拉人下水，实在不吃这一套，还要跟他过不去的，他就打击报复。有一次，我亲眼见他们把一个人弄到八楼的黑屋里关起来打，差点把那人打死了。”
刘春芳说到这里，脸上仍有一种不寒而栗的恐惧。黄律师隐约觉得，面前的这个女人，虽然堕落到这个地步，却仍然不失正义感。他进一步旁敲侧击地问：“你在那个家当保姆，具体每天干些什么呢？”
“其实我并没有当真正的保姆。”刘春芳直言不讳地说，“那位官太太把我带进她家的第三天，就把我和另一个姑娘送到了他们家的那栋别墅里，我们的工作是负责接待来人。那个别墅并不是真正供主人休闲的地方，而是主人有重大用途的交易场所。那里每天都有人来人往，主人还特别请了几个攻关小姐在那里，一谈生意，那些小姐就派上了用场。那些小姐谈成了一笔生意，就有回扣，回扣都是很高的，有时一笔生意谈成，光回扣就是几千块！那些回扣的钱，当然是那些小姐靠自己的姿色挣来的。那些小姐，其实也就是几只把自己打扮得高级些的雇用鸡，整天就窝在那里，什么事也不做，没生意就打牌，来了客人就攻关。”
“你怎么知道他们在做鸡呢？”黄律师没想到一个本身在做鸡的人，却不忌讳鸡这个丑陋的字眼，看来对方实在是把什么都不放在眼里了。
“他们在别墅里，做这种事并不忌讳什么，青天白日也好，深更半夜也好，对他们来说，全一样。有时乱起来，这个房间的小姐往那个房间里跑，那个房间里的小姐往这个房间里跑，甚至几个小姐往一个房间跑，或者是几个男人搞到一个小姐屋里。他们并不因为我和我的同事是个乡下姑娘而有所回避，甚至故意刺激我们。有时，客人走了，我们进去收拾房间，电视上还放着黄色光碟。要是他们想搞恶作剧，就故意大声叫床，让我们听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