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只大号避孕套安静地蜷缩在角落里。每次和陈小希做爱我都会产生负罪感。不记得有多少次完事后我强烈抑制住自己去找老q告诉他我给他戴绿帽并请求他抽我嘴巴的冲动。我潜意识里曾希望以结婚的方式来引起老q的怀疑，让他揭发我的丑恶行径并把我打入万劫不复之地。
结果希望落空，罪恶感与抑制罪恶感依然并存着。
我抑制自己的原因是与负罪感同时存在的因负罪而获得的巨大快感。有时候我会怀疑这种充满矛盾的人凭什么屹立在人世间。灵感源自矛盾，于是我动笔了。写的是背负着重罪来到人间的生物偿还罪孽的故事，思想境界比之前的作品高出许多。
周末，我说服自己抛弃赖以生存的温暖床铺，陪陈小希买衣服作为赔罪。“陪”字在这里不是陪同而是陪衬，说穿了就是刷卡、拎包。
陈小希试到一件比较满意的衣服，企图征求我的意见。
我说：“好看好看，你穿什么都好看。”
她说：“你能不能认真点？”
我说：“不好看。”
她说：“我觉得挺好看的呀。”
我疯了，说：“我还是坐一边等你吧。”
漫长的等待中我遇见了我中学时期的班主任老师和她的女儿。
该老师是我加入共青团的始作俑者。正是她的鼓励让年少无知、终日瞎混的我意识到这是消极分子的所作所为，而唯一能让我“先进”起来的组织正是共青团。入团之后，我并没有像我想象的那样一夜之间积极向上起来，倒是背负着不小的压力。经常有人指着我说：“还他妈的团员呢。”
团组织太过先进，明显不适合我。分析完种种利弊，我决定退团，自甘堕落下去。入团的时候我是自愿申请的，要是再自愿申请退团只会显得我很傻x，应该让团组织开除我。
因此，我开始在学校里抽烟，偶尔酗酒。有人邀我打架更是每场必到。俩月下来我背了两个警告，一个记过，可就他妈的没人让我退团。团支书了解到我的想法，一针见血地说道：“退团还不简单，不交团费不就完了。”我恍然大悟，不由得打心底里感激团支书，如果我为退团而继续为非作歹下去，最终导致退学，那是多么不值得。
数月后的一天，我再次听到那句熟悉的“还他妈的团员呢”的指责时，理直气壮地回击：“你才他妈的团员呢。”
团支书私下里评论我是中国特色教育孕育出来的反潮流的畸形儿。我个人非常喜欢这个评价。某时期我认识了一个叫猛子的家伙，聊起童年经历，我感慨到：“你也是畸形儿啊。”猛子听不懂，说：“你才畸形儿呢。”我说：“对，我也是。”
猛子不解。我花费一点点时间给他解释清楚了“畸形”的含义，猛子会心的笑了，其中包含着只有我俩才明白的些许苦涩与辛酸。。
那时候我们唱着张震岳的歌长大。
我犹豫着要不要跟老师打招呼因而显得局促不安，老师从我身边经过时对我彻底的无视彻底打消了我的不安。他女儿拉住母亲的胳膊，说：“那人不是你学生吗，叫什么来着？”老师与我对视许久，互相从对方的眼睛里获取到某些似曾相识的信息。
我及时站起来，惊呼：“李老师。”
李老师很尴尬，忙道：“你好，你好。”她尴尬是因为不记得我的名字。从这个角度来说，尴尬源自失忆――至于是主观失忆还是客观失忆已不重要。但我坚信我过去的辉煌事迹依然深刻在她的脑海中。
李老师问：“最近怎么样？念书呢还是上班了？”
我说：“没念书也没上班，混着呢。”
我没敢告诉她我是写书的，以防她到处宣扬我的光荣历史。
李老师发出“哦”一声算是回应，显然我的回答在她的意料之内。她女儿站在一旁冲我诡笑，看得我后背发凉。
几句寒暄，李老师带着女儿匆匆离开，始终没叫出我的名字。陈小希拍着我的肩，问道：“看什么呢？”我把视线从前方两个模糊的身影上移开，说：“没什么，刚才有一美女路过。”
陈小希一拳捶在我胸口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