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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一个勉强算80后的年轻人，因为是出生在七九年农历的腊月，但新历就是八零年的一月。我刚好赶到吃腊八粥那天出生，生下来是个胖乎乎的傻小子，有七斤六两重。在那时的农村，凭我出生时这块头，用村里的一句话说，就是地主家才养得出来这么胖的婴儿。其实我家很穷，父亲为了怀孕的母亲养好身子，自己几乎天天喝粥，省着好的都给母亲吃。这是后来我长大常听母亲唠叨的话，每当她提起，眼中总噙着眼泪。等我恋爱讨老婆后，我终于明白了她的心情。
我小时候比较胖，可惜没有等到长成年，就把出生时的老本吃光了。长十岁开始到现在，我一直都没有再长胖过，当然，我也算不上瘦弱，我们农村出来的孩子从小干农活锻炼着，再瘦骨头逢都有二两肉，不是城里人养尊处优养出来的肥肉，那是实打实的肌肉，只是吃的东西营养不够，再肌肉都只能叫精瘦。
在我十岁那年，父亲去世了，一种很平常的病，肺痨，它还有另一个医学名称——肺结核。是积劳成疾所至。农村人平时没有体检这一类事情，对这个词儿他们可能绝大多数人一辈子都没有听说过，更不要说去做。一般病不倒床，很少有人会去寻医问病。我爷爷奶奶早逝，父亲又深爱母亲，恨不得时时放在手心里捧着疼着，当然不愿意让她苦着累着。虽然母亲是个勤劳善良的女人，常常与父亲抢着干活，但还是抢不过父亲，直到父亲再起不来，她才算胜了父亲一头。说来在九零年肺结核不算什么难治的病，只是父亲一直瞒着，后来还是母亲发现了，但他仍舍不得去大医院检查治疗，不为别的，家里实在没有钱。你说农民除了喂鸡养鸭再用自家产的玉米喂一二头猪换钱，其它还有什么收入？但看看读书动不动这费那费什么都扭着你费，八九十年代不是现在，那时农民赋税很重的。我还记得我们家每年种的小麦近千斤，但还不够上公粮的。那时家里偶有丰收后余粮的几十百来斤麦子磨成面粉做馒头，那就好比现在吃山珍海味还要来得香。
我唠叨病大约是遗传自母亲，不是说我平日对人话多，我是个内向的人。套用现在一句时髦的用语，就是闷烧型。我一般唠叨都是自己对自己说，也就是喜欢写个日记记个事发个感慨什么的。这里扯个题外话，说来想起一件很搞笑的事情，也许有朋友不相信，但经历过的人一定知道这是真的，那就是农民交公粮开后门的事情。
请原谅我的神经，我一定要多说说农民交公粮这码子事情。说到农民交粮，一般都是在固定的几天内完成规定的任务，也就是根据每家每户土地多寡交多少粮食。别的地方我不知道，我们这里农民种地大约是要上交给国家一半的收成，什么小麦、玉米、水稻、大豆、芝麻花样繁多得很，自己有品种没有种，又或者收成不够，那怎么办？好办，拿其它的粮食抵呗。我现在依稀记得好像一公斤糯米用大米抵数就是两公斤半。
到了交公粮的日子，那热闹劲，比起现在的过年，也是毫不逊色。这公粮是每家每户必交的，至于想种了吃白食者，我也是偶然才见着一个案例，就是住我家隔壁的伍二狗。他比我运气还好，十六岁时爹娘全死光光，仗着自己还比较帅想哄个邻村的姑娘自己的同学做女朋友，不过刚刚等到他开口姑娘就对他说了赛有啦啦，你说十六岁又不甘寂寞的大小伙子种田有多好？除了够自己吃真的所剩不多，所以他交了粮，然后期盼来年。但是还不够，只要是同村的能借的他都借了，就算他脸皮厚敢开口，估计后来也没有人会冒白送的风险借他粮食，所以他就赖公粮。然后有干部做他思想工作，有干部下乡催促交粮，然后他吃了一段时间白食就离家出走，不知所踪。现在据说这小子混得不错，开了两家大餐厅。只是他走是走了，我们村几十户人家这粮也没有给他落下，该交照交。虽然有时想想似乎有点儿过去保甲制的味道，不过农民一向善良，能吃饱饭，他们就不会多讲。我想过去中国农民敢造反的，那是真的活不下去了。他们被奴役了几千年，早已经习惯了温顺，已经没有了血性。可见我们现在的社会还是很好的，农民的忍耐也远远大于很多人的想象，似乎没有极限，只要不断的压迫试探，就还有发展的空间。
这交粮，无论远近，人们都是用肩挑背磨或担或挑或背运去。因为那时座车是一件很奢侈的事情，交粮坐车，可能于我们村乃至整个镇都闻所未闻。过年似的集中交公粮制度让农民在粮站外常常排起一字长龙。为早日完成任务，一般每户都去得很早，因为晚去的人如果当天交不上，结果自己就要再费力弄回来，而明天或者后天或者大后天还要再送来。就算你发犟牛脾气宁死不屈硬要守了一担子粮食熬一夜，运气好天不下雨还好，下雨你就死得惨了。就说不下雨吧，可是晚上有露水，路气还是要沾湿粮食。嘿嘿，那么不好意思，粮食等级不合格，需要换好的（知道的人都清楚公粮是要分好几个等级的），那么你这还是白搭？再者这交粮任务也不是一般的艰巨，往往每次都得全家总动员。你想一次不多弄点去，这好几百上甚至上千斤的公粮任务，要交到何年何月？
这样一来，就引出了一个腐败问题——开后门。有人去得晚了，如果粮站有亲戚熟人，那你直接送过去就好，也不用排队了，而且等级是大大的好。由此可以看出，我们的腐败问题过去就存在，只是现在特别的显现。这个交公粮的腐败问题也许会让现在千方百计偷税漏税者汗颜，而90后的一代只怕除了抱着肚皮骂一声傻逼再找不到合适词儿以表达内心对此的不屑。其实我也觉得很荒谬，只是这是不争的事实，所以看看过去几十年国家对农民的索取和现在如对乞丐似的一点儿施舍，除了不屑，还剩什么？就是现在大开发把农民逼出他们世世代代耕种的土地，给予他们的都不是赔偿，而是补偿。这是为什么？难道就一句土地是国家的？难道就因为赔偿基本是要照价赔的，补偿则是可以想给多少就给多少的？而且还可以带着一种高高在上的施舍的味道。
言归正传。我现在都还记得父亲常常说的一句话，那就是：“我吃得走得做得，哪里来的病？”我在这里要劝劝农民朋友，你们身体是自己的，小病不治成大病，有病不能拖着，可千万不要吝啬手中不多的几个钱，身体是革命的本钱，现在不要革命了，但有话不是说好死不如赖活着不是？就算现在那农村医保除了喊个口号拿药还要钱看病也没少一分除了自己倒霉得大病住院还得定点地儿去基本上就没有什么用处，但好歹也要对得起自己每年交的那一二十块钱，非攒着劲把它看回来不可。可千万别学我父亲等到去看时就是个肺癌晚期，就算你攒了再多的钱也没法治啊！
父亲就这样走了，留下一对孤儿寡母。母亲没有再嫁，含辛茹苦把我抚养成人。我十九岁时她四十二岁，但看起来就像个五十多岁的老婆子。听村里人说我母亲年轻时是村上的一枝花，但等我成年她这枝花那面上的如沟壑般的皱纹早已经爬满，不要说是花瓣，就连叶子，都早掉得光了。十九岁高中毕业，拿着邮递员送到家门的大学录取通知书，但看着母亲脸上那比沟壑还深的皱纹和皲裂的双手，本应该高兴的我心情有说不出的沉重。母亲那时说了句：“二娃，去读吧，妈供你。”（妈叫我二娃，因为我头上还有一个死于计划生育的姐姐，年龄不到怀孕，七个月了去计划办打堕胎针堕的，但爸妈都认这个一出世就死了的娃，没有把她忘记。中国很有特色，生个小孩也要国家计划，这可能于很多外国人都是不能理解的）这句话很简单，但我能体会母亲说出时的坚定。我相信只要我点一点头，她就是砸锅卖铁抽血卖肾都会供我读下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