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井和陈然在静安区民政局办理了结婚登记手续，陈然把儿子托付给了父母，松井将一亿日元打入了我的帐户，正式来由我实行陈然儿子的财务监管，每月支付我二十万日元的费用作为酬劳，并每周以邮件的方式对财务的支出进行一个详细的汇报。
我没有指望着松井会像佐藤那样为妻子举办一个哪怕简单的婚礼，依照松井的性格和行事风格，这个结果也不难猜到，但登记的那天，松井让陈然叫上了父母，领导结婚证后，松井在民政局的大厅，向两位老人鞠躬，并交给两位老人一笔钱，用自己的方法办了一个我见过最简单的婚礼。
陈然介绍了我和他的儿子见面，在和我交谈的时候，陈然哭了好几次。男孩今年只有十岁，上小学三年级。据陈然说，这孩子非常聪明，学习成绩也特别好，将来希望他能做一个医生。
“你叫什么名字？”我低下头问男孩。
“杨适然。”男孩摆弄着眼前的可乐罐回答。
“我和他的名字里各取了一个字。”陈然解释道。
我勉强笑了笑，轻轻的点了点头。眼前这个男孩，似乎对母亲的离开还没有一个明确的概念，或者说他并不认为母亲将有很长的时间和他分离，只是专心的玩着眼前的可乐罐，为他所理解的离别做出了难舍的表情。
既然我无法阻止和改变事情的结果，那就让我尽一份微薄的力来补偿他们吧。
那次见面之后的几天，我没有再联系陈然，我想她需要时间来为儿子做最后的安排，在那之后，她将放弃她在中国的一切，用另一种方法默默的支撑着儿子的人生。
陈然签证办好的第二天，松井就委托在日本的助理为两个人订了返回日本的机票，并在随后给我打了电话，告诉了我起程的时间，希望我和王婷能够到机场送行，我痛快的答应了。虽然到现在我也没法喜欢上这个行事嚣张的老头，但却又对他为人的正值感到几分钦佩和感激。
人都有缺点。
“你还真是个好人啊！”王婷在去机场的出租车，捅捅我笑着说。
“如果是好人，我就不会干这行了。”我有些厌烦的说。
“别这么说，你想想巩延平，那才是个坏人呢！”
“喂，说起这个来，你爸爸最近和你联系了么？”
她听到我问这个，低下了头，轻轻摇了几下。
“总是要解决这个问题吧，你明明是他的亲女儿，打个电话都畏首畏脚的。”
“干嘛突然想到这个？”她抬起头来笑看着我，“还是说点别的吧，吴桃桃最近怎么样？你有没有见过她？”
我想到最后一次在吴家的情景，桃桃落泪的伤心模样，摇了摇头。
“你喜欢她吗？”王婷突然认真了起来。
“说不上来，我每次和她在一起，都会觉得很平静，但平静里却是深深的伤心。”
我低下头。
“喂，难过啦？你说话越来越有诗意了！”她用手拍拍我的头顶。
车缓缓的停在了虹桥机场的出发大厅门前，我结清车费，和王婷一同下车走了进去。走了没几步，就看到了松井的身影，他还是保持着那严肃的表情，腰板挺得直直的，身上穿着那笔挺的黑色西装，戴着黑色的宽边帽，手里拉着一个不大的行李箱，身边还有一个巨大的箱子，想来是陈然的行李。
陈然则蹲在地上，对着儿子嘱咐着什么，不停的擦着眼泪。杨适然面对母亲不停掉下的眼泪，也觉得伤心难过，用自己的袖口在脸上不停的擦着，身后站着陈然的父母。
松井看见我，轻轻的点头向我们打了个招呼，朝天的鼻孔就在点头的那一瞬间，也还是朝天翻着。
“妈妈你什么时候回来？”杨适然问陈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