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没有留下吃晚饭，但他给王玲英母女留下了不错的印象，他对王玲英也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于是，他就隔三岔四地去看望王玲英。在那非常讲究成分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像王玲英这样出身富农的姑娘想找个自己中意的小伙子不容易，而像陈伟杰这样昔日的造反派头头现被打成现行反革命的人想找个合适的姑娘更困难，既然两人都找不到合适的对象，又都到了已婚的年龄，陈伟杰26岁，王玲珍24岁，两人就不再挑挑拣拣，只要对方不嫌弃自己就可以了。这样，陈伟杰和王玲珍就很快走到了一起，陈伟杰也不嫌王玲珍出身成份高，善良的王玲珍母女也不去计较家里的当家人是曾因陈伟杰的一句话走上绝路的。
陈伟杰娶了王玲珍感到很满足，王玲珍虽然比不上刘金华漂亮，但在农村中也算很出客的女人了，而且王玲珍勤劳贤慧，对婆婆很孝敬，对陈伟杰也是言听计从，服侍得很好，第二年就为陈伟杰生了一个白白胖胖的儿子，比刘金华的女儿大一岁。
30伟杰办公司
1976年，中国发生了几件大事。一是三位开国元勋同年相继去世。1月8日，周恩来总理去世，接着是7月6日朱德委员长去世，9月9日，毛泽东主席去世。二是在毛主席去世前一个多月的7月28日，发生了震惊中外的唐山大地震，24万多人在大地震中丧生。三是10月6日，中国共产党粉碎了王张江姚“四人帮”反党集团。
两年后的1978年底，中国共产党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这是一次拨乱反正的大会，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对文化大革命进行了重新认识。嗣后，对文化大革命中的造反派进行了清理审查。
陈伟杰虽然在文革后期因剪坏毛主席像，属于特殊年代的无意之为，被打成现行反革命有点过分，得到了实事求是的平反，但他在文革前期的种种造反劣迹仍逃不脱组织的审查和法律的惩处，最后被撤销一切职务，判处3年有期徒刑。
从班房出来后，陈伟杰像变了个人似的，不再像以前那样梗着脖子诈诈唬唬，而是见了谁都客客气气。这时候，农村已实行了联产经营承包责任制，每户农民都分到了责任田，还有口粮田、自留地。陈伟杰家里共有六亩地，他从班房出来后，只下地干了几天活，就又把田里的活留给了妻子和年迈的母亲。这并不是他不愿干农活，而是他有更重要的更能赚钱的活要干。
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苏南兴起了办厂热，公社、大队、小队都办起了集体企业，一些胆大的有经济头脑的人还办起了个体企业。像陈伟杰这种人当然进不了集体企业，个体企业也没人敢要他。但他也不着急，你们都不要我，我就自己办。他虽说在班房里受到不少罪，但也结识了一些新朋友。这些人的路子都很野，消息也很灵。不久，陈伟杰就办起了自己的企业，当然不是工厂，如果他办工厂，就凭他文革中的劣迹，谁敢进他的厂？他办的是皮包公司，整个公司就他一个人，他既是老板，又是职工。没有固定的办公室，到哪里就在哪里办公，公司的全部家当都在他的皮包里。皮包里有一本发票簿。他到上家采购东西，再将东西卖给下家，常常是给上家付一点很少的定金，等下家的钱到账后，再付给上家，赚个差价。
刚开始，这样的皮包公司还是能赚钱的，这是钻的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双轨制的空子。即通过各种门路、用各种手段到掌有计划经济指标的上家拿到货，再按市场价销给下家。后来，因皮包公司办得太多了，通过层层赚差价，下家无法承受时，国家对流通领域进行了治理整顿，取消双轨制，开始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商品价格由市场调节。这样，皮包公司赚不了多少钱，就纷纷倒闭。不过，这时候的陈伟杰，已通过办皮包公司，积累了不少资本，又熟悉了流通渠道，更重要的是建立了不少社会关系。到九十年代初，因大量乡镇企业已完成了起步阶段，需要进一步发展，急需资金，但国家宏观调控后，银根紧缩，企业从银行贷不到款，乡镇融资公司就应运而生。这些融资公司说是好听是融资，其实就是集资，用大大高于银行的利率吸引老百姓集资，然后再用这些钱发展企业生产。
镇里看到陈伟杰这几年公司办得不错，他又利用手段与镇里有关领导搞好了关系，镇里就让他担任镇融资办负责人。
开始，因不少人怀疑陈伟的人品，对他担任融资办负责人缺乏信任，影响了集资的进度，但后来还是经不住集资高利率的诱惑。虽然当年存银行利率也不低，三年定期的年利率高达12.24%，但与集资的高利率相比，还是有不小差距，集资年利率一般要有20%，甚至还有25—30%的，这样参加集资1万元，一年后就变成1万2千元，甚至1万3千元，而集资单上还盖有镇财政所的公章。一年后，参加集资的人，凭着财政所开的集资收据，真的兑现到了利息现金。这样，人们集资的热情就更高了，一些普通百姓把平时省吃俭用的钱，再加上刚拿到的集资利息放在一块，又参加新一轮的集资。
融资办的集资款越来越多，陈伟杰这段时间好不得意啊！他除了在融资办能得到普通工作人员的一份奖金外，还有一份属于他的高额提成。当然这份提成他也不会独吞，他会拿出相当一部分返还给镇有关领导。因此，这段时间陈伟杰比镇财政所所长、比镇里的银行办事处主任更神气，只要镇领导开口，就能从陈伟杰那里取钱，他已成了镇领导的私人“钱包”。当然，陈伟杰也不会让镇领导白领，镇领导的白条还是要打的，当然他还捞取了更多的好处，经济上的好处不用说，他还当上了镇里、县里的人大代表，更主要的是在镇领导那里落下了人情。
几年后，集资款出事了。事情首先出在那些拿到集资款的领导身上。本来，拿到集资款后，应当投资建设项目，而且应投资可行的建设项目。遗憾的是，那些拿到集资款的领导，不是急近功利想马上做出政绩而盲目投资，就是用于出国考察、购买高档轿车、高档娱乐消费。鹤塘镇一个党委副书记用集资款100万元加银行贷款100万元在公路边建了一个高档的鹤塘宾馆，自己亲自当宾馆总经理，他在宾饭的办公室装修得像皇宫，镇里的干部只要签字就可以在宾馆里消费。因此，没过多久，别说是集资能产生20％以上的利润率，就是连本也赔光了。鹤塘宾馆非但没有收益，还亏损100多万元，最后被法院以欠款300万元封存。那个经营宾馆的副书记，除贪污受贿100多万元的经济案外，生活上也极端糜烂，最后锒铛入狱，被判10年有期徒刑。于是，知道内情的人开始取出集资款，融资办的人就采取拆东墙补西墙的办法来对付取款的人。因为还有一些不知内情的普通老百姓凭着对镇政府那枚大红的财政担保公章的信任，还在往融资办存款。但纸终究包不住火，当大部分参加集资的人知道了内情开始往外取款时，镇政府只好采取了冻结集资款的办法。这下平时靠省吃俭用好不容易积攒起一些钱全部投入集资的普通老百姓可惨了。有的家里要盖房、儿子要娶媳妇、有病人住院要交款等等都取不出来，老百姓只好一次次找政府。
好在这样搞集资不是鹤塘镇的发明，全县各个乡镇以至苏南各县都有这种现象。各级政府为了安定民心，很快出来了三年分期还款、四年还息的规定，当然利息是按银行同期利率还。但是即使到了可兑现的日子，还要看镇政府账上有没有钱，如果没有钱，老百姓还得一次又一次地去问。有的人怕镇政府账上有了钱自己错过了机会，干脆带着被褥睡到了镇政府的会客室里等。
一些急着用钱的老百姓就等不及，有的提出不要利息，只要能马上拿到本金就行，但政府还是不能马上拿出钱来。
陈伟杰听到这个消息分外高兴，他放出风来，若有人不要利息，可凭收据到他那儿直接兑换现金。起初，人们还不太相信，但当陈伟杰所在的光明生产队刘老伯为儿子娶媳妇，果然拿5000元集资款收据在陈伟杰那里兑换成了现金，一些急着用钱和对政府兑现缺乏信心的人都迫不及待地找陈伟杰兑换现金。来的人多了，陈伟杰就不兑换了，他说，除非你们愿意九折兑换。一些人看到只要能早些拿到本金，即使少一成，总比到镇政府一次次去空等，心里踏实些。因此，很多人就用集资款收据到陈伟杰那里拿到了九折现金。到后来，有人急着用钱，甚至八折、七折都愿从陈伟杰那里兑换现金。
镇里明明知道陈伟杰这种做法不合法，但他这样做多少也缓解了一些政府还集资款的压力，于是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去管他了。
当陈伟杰收够了300万元集资款收据，就偃旗息鼓不再收了。因为在他心中，又孕育一个新的发财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