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温，诸葛直二位大将军率领当时亚洲最强大的舰队“远规”夷州（台湾），他们去那里做了些什么？这是我们现在需要认真探讨的。
我们需要把极少的珍贵史料重新看一遍。
孙权黄龙二年，正月，“遣将军卫温，诸葛直将甲士万人，入海求夷州及州。……（州）所在绝远，卒不可得至，但得夷州数千人还。”
孙权黄龙三年二月，“卫温，诸葛直皆以违诏无功下狱诛。”
得夷州数千人还，应该是大获全胜，为什么“以违诏无功下狱诛”呢？
《三国志.吴书.全琮》写道：“军行经岁，士众疾疫死者十有八，九，权深悔之，后言次及之，琮对曰：‘当是时，群臣有不谏者，臣以为不忠。’”
《资治通鉴》完全引用《三国志》的记载，只是多一句“欲俘其民以益众”。
区区以为司马光增加的这一句应属蛇足，理由很简单：
一，如果孙权“求”夷州，州是为了“欲俘其民以益众”，那么“得夷州数千人还”就是立功了，为什么会“卫温，诸葛直皆以违诏无功下狱诛”呢？
二，如果孙权只是为了“欲俘其民以益其众”，何必“忧劳圣虑，忘寝与食”？更谈不上“远规夷州，以定大事”这种最高层次的考虑。
三，如果仅“欲俘其民以益众”，而派遣强大的舰队远赴数千里的夷州与数万里的州这种人烟稀少的地方，其得失之反差，是有违基本常识的。
现在我们把卫温诸葛直的舰队一整年的活动概述一下：黄龙二年正月，二将军率舰队出征，在夷州巡弋一整年，“士众疾疫死者十有八，九”，“得夷州数千人还”，黄龙三年二月，“卫温，诸葛直皆以违诏无功下狱诛”。
看来，这支舰队这一年中，做了（遇到）两件大事：“士众疾疫死者十有八，九”，与“得夷州数千人还”。
当时有疾疫发生吗？
我们来设身处地的想一想，现在我们在这支舰队的一艘船上，假设船上有三百名士兵兄弟，大家相处融洽。
突然，有一天我们听说船上死了一个兄弟，我们惊讶之后，便是为他悲伤，为他祈福，感叹他的英年早逝。
紧接着，我们听说船上又死了两个兄弟，我们在惊讶悲伤之后，开始警惕，因为死者都是同症状。这时，船上减员百分之一。
马上，我们听说同样症状又死了二十多兄弟，这时船上人人自危。这时船上减员一成。
跟着，我们知道船上死去的兄弟已经上百人，这时船上已是一片恐慌，大家都已把船看成棺材，都急着考虑怎样离开这艘死神横行的船。这时，船上减员三成。
可以想象，当船上疾疫死者达半数，即五成时，船上一定是绝望到疯狂，所有的船员都在不顾一切地拼命要离开这艘该死的船。船上的混乱是没有什么力量可以制止的。
而卫温，诸葛直的舰队有这样的船（区区估计）四十艘。
实际上，舰队减员“十有八，九”！！！两位将军居然能把整个舰队完整地带回来，而且能带回“夷州数千人”，实在是卓越的军事天才，而孙权居然以“违诏无功下狱诛”。这是毫无道理的，在拥有陆逊，全琮这样卓越将帅的军事集团中，也是通不过的。
何况，船上还有“夷州数千人”，他们为什么没有“疾疫”呢？
另外，如果真有疾疫，那么是什么时候发生的呢？
如果疾疫在行动初期发生，那么残存十之一，二的将士如何完成任务，而继续巡弋夷州一整年呢？如何能打仗俘获夷州数千人呢？
如果疾疫在行动中期发生，为什么不立即返航而继续巡弋夷州呢？在混乱恐慌状况下的一千多将士如何管理那些抵抗力强，不会生病的数千夷州人呢？
如果疾疫在巡弋一整年，即返航前发生，那么东吴会那么从容地允许一支流行大疾疫的舰队入港吗？
所以，区区认为，舰队出现超大减员是事实，而出现“疾疫”则是不存在的。
卫温，诸葛直率领的舰队的第二件事便是“但得夷州数千人还”。
仅从这一句话来分析这件事是很困难的，但是我们把孙权对卫温，诸葛直的态度加上去分析，事情的真相就会浮出水面。
孙权对卫温，诸葛直的结论是：违诏，无功，下狱诛。
“得夷州数千人还”，是违诏的，那么孙权的诏书圣旨命令是什么？
“得夷州数千人还”，是无功的，“夷州数千人”并不是孙权想要的。
值得注意的是卫温，诸葛直的罪状中，并没有关于舰队折损情况的内容，说明舰队应该是完整返航的。这一切都表明除了将士大量减员达“十有八，九”外，舰队是完整无损的。所有迹象显示舰队是没有经过战斗的。
特别是舰队大减员一事，最能说明舰队与夷州（台湾）的友好关系。
我们知道，卫温，诸葛直率领的舰队，发生大减员，人员的流向会是哪里？
只有一个答案：夷州（台湾），这在现代是基本常识。在茫茫的大海中还有其他地方吗？
如果前期，舰队曾和夷州（台湾）方面发生过激烈战斗，并俘获“夷州数千人”，那么当然双方是仇深似海，舰队减员将士怎么可能会自找死路呢？
如果舰队没有和夷州（台湾）方面发生过战斗，那“数千夷州人”是舰队在一年的巡弋中，到处抓壮丁抓来的，那在当时，一定全岛鼎沸，舰队减员将士更不可能个别上岛活动了。
所以，区区认为：卫温，诸葛直率领的舰队不仅没有和夷州（台湾）方面发生冲突，相反与夷州方面相处融洽，从容完成一年的巡弋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