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允许，我明天会为每个人做一些汤。”母亲回答。
“啊，哪儿来的钱呢？”
“我们还有一些。”我哼哼地说，之后感到下巴一阵剧痛。
天黑的时候，我们把他们的毛毯铺在地上。达沃德睡在墙边，玛勒凯睡在他身边，孩子们睡在中间，接着便是母亲，还有我。当我们的身体偶然有些接触时，母亲马上挪开，和我保持距离。
大家都躺在地上，所以一次只能有一个人爬起来蹲在炉子附近的隐蔽地方使用马桶。达沃德一个晚上都大声地呼哧呼哧地喘着气。孩子们一定在做梦，因为他们不时地大叫着。玛勒凯睡觉时常常叹气。我知道我在呻吟，因为这可怕的声音把我吵醒了，然后才意识到这是自己发出的声音。
那是一个雨夜，一滴冰冷的雨从屋顶漏下，打在我的脸上，把我惊醒。当我擦去雨水的时候，我想起了戈斯塔罕的大殿宝石红的地毯，插着鲜花的花瓶，还有永不间断的温暖。我冷得发抖，于是把毯子更紧地裹在身上。黎明时分，我起床了，比前一晚还疲劳。
早上，母亲和我主动要求留在屋子里照顾玛勒凯的丈夫和孩子，而她则出去卖地毯。但是，走之前，为了保证我们忠诚于真主和她的邻居，她要求我们分别和萨曼和沙瓦里签下临时婚姻。他们分别只有5岁和6岁，所以，这临时婚姻当然不是真正的婚姻。我们接受了她的要求。于是，我们突然变成了家人，因而不用在达沃德面前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了。
“现在，你们是我的儿媳，”玛勒凯微笑着说，“甚至你也是，哈努姆。”想到母亲是一个比自己小一半的女人的儿媳，让我感到十分奇怪，但这也是迫不得已的。
玛勒凯离开之后，母亲叫孩子们带她去最近的巴扎，她在那儿买了一袋便宜的羊骨头。她把羊骨扔进一个装满水的的锅里，把锅放在炉子上，加了一些蔬菜煮汤。达沃德醒来了，困惑地看着四周，问我们是谁。“朋友，”母亲说，“我在为你煮滋补的汤。”他咕哝了一声，便躺下继续睡觉了。
我茫然地躺在被褥上。时不时地睡着，然后在下巴的疼痛和饥饿的腹痛中醒来。我睡得并不踏实，因为玛勒凯家太吵了。公共院子周围还有六个家庭，包括卡塔耶，卡塔耶的弟弟阿米，还有她的母亲，他们来往频繁。我被各种味道侵袭着：夜香、变味的菜油，孩子们打架流血的可怕味道，煮豆时发出的刺鼻的味道，院子里放着的已经发臭的鞋，还有许多人闷在同一个屋子里的臭味。各种无休止的声音：母亲大叫着让孩子去做功课的声音，丈夫对妻子大吼的声音，邻居们为钱而打架的声音，轮子在不平整的泥巷里滚动的声音，切菜的声音，喃喃的祷告声，疼痛和沮丧的呻吟声所有的声音都传入了我的耳朵。相比之下，戈斯塔罕的房子就像坟墓一样安静。
唯一让我不陷入绝望的就是我有一块值钱的地毯。恢复之后，我会找到荷兰人，完成这笔交易。一拿到钱，我就立刻和卡塔耶还有玛勒凯开始织另一块地毯。这样，母亲和我也许就可以赚到足够的钱养活自己，随心所欲地生活。
一个多星期以后，我的下巴才基本康复。于是，我打算去寻找荷兰人。我不想带着伤口去找他，因为这样容易让他以为我什么价格都能接受。
当我告诉母亲去找他的计划后，她只说了四个字：“我来做饭。”她仍然不愿意和我说话。她的怒气让我焦头烂额，所以，我希望从荷兰人人那里赚到的钱，可以抚慰她。
母亲用最后一个银币在玛勒凯家附近的小巴扎买了一只鸡。她在院子里杀鸡时，其他人家的孩子都妒忌地看着。她把鸡洗干净，然后放在锅里和新鲜的蔬菜一起煮。晚上，玛勒凯在炖鸡的香味中回来了。她已经很久没有这么高兴了。我们一起吃了一顿大餐，连达沃德也坐起来，吃了几口鸡，宣告这是“天堂里的食物”。
第二天是星期三，荷兰人去巴扎的日子。傍午的时候，母亲把剩下的汤和面包加热端给我吃。我吃完这些东西，穿上自己仅剩的好衣服娜希德的粉色罩衫和紫色长袍虽然我知道没有人能看得见这些漂亮的衣服。
“我很快就会回来，带着银币，我希望。”我说。
“祝你好运。”母亲看也没看我，冷淡地回答。
为了让荷兰人认出我，我没有戴面纱。我横穿巴扎走向世界景象。和玛勒凯的家人住了这么几天后，我已经觉得自己不再属于这个大巴扎这个可以看到国王的宫殿和在蓝天的映衬下显得十分明亮的柠檬色清真寺的地方，因为我现在住在一个连保持清洁都困难的地方。
在一条巷子里，我遇到了那个拉卡曼奇的年轻乐师。他看起来更脏，更蓬头垢面了。我匆匆走过，因为我没有钱给他。这个城市里有多少乞丐啊！我刚来伊斯法罕时几乎都没有注意到他们。
当我到了地毯市场时，我一边假装自己在看商店里陈列的物品，一边希望能听到那熟悉的异域声音。为了消磨时间，我仔细检视了一块祷告地毯。地毯上织着以拱连接的两根白色柱子，中间是一片宽阔的闪闪发亮的黑色丝绸。织工如此精美，图案如此纯净，让我忘记了下巴的疼痛。
虽然我已经在商店里闲逛了几个小时，但是我仍然没有看到或者听到荷兰人的任何动静。我仍然抱着希望，并且开始问那些商贩是否认识他或者知道他住在哪里。一个开烟馆的肥胖商人店里鸦片的浓烟让我几乎无法看清楚他说：“我已经有好几天没有看到他了。”我一定看起来十分惊恐，因为他不怀好意地看着我，告诉我他会给我钱买我想要的东西。我抓着下巴下的查多尔，跑出了那家商店。
天越来越冷。我在一家店铺的附近蹲了一会儿，搓着手取暖。一个卖咖啡的男孩端着满满一盘子热腾腾的咖啡从我面前走过，一边大声地叫卖说他的咖啡能刺激血液。我渴望地看着那些热乎乎的饮料，但身无分文。
我想起第一次找到荷兰人时，他正在和一个年轻的商人说话。我慢慢地走到那个男人的商店里。他正坐在垫子上，看着膝盖木桌上的帐簿。
“色俩目尔拉库姆。”我说。
他向我问好之后，问我需要什么帮忙。
“您认识那个蓝眼睛的外国人吗？”
“那个荷兰人。”那个商人一边说一边站起来。我的心颤了一下，因为他那修剪得很短的胡子，和消瘦的身材让我想起了费雷东。我脸红了，于是看向别处。
“我因为急事，正在找他，”我说，“您能告诉我，在哪里找到他吗？”
“您找不到他了，”商人说，“他已经离开了。”
“离开伊斯法罕了？”
“离开伊朗了。”
我的心跳得如此之快，我甚至害怕它会从我的嘴里跳出来。我不得不靠着壁龛，稳住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