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断了，没治了，成了个费（废）人了。……”
雪梅阿哥的字迹歪歪扭扭，缩成一团，一笔一画都传达着揪心的痛苦。雪梅读着读着，眼泪扑簌簌滚落，视线便一片模糊。但是，她哥哥带哭的声音继续从远方传来：
“……雪梅，现在阿拉家真是太困难了！妈整天睡（躺）在床上，白天我和阿爸都得去海港上班，妈就没人管了。晚上阿拉回家，得忙着做饭，给妈擦实（屎）换库（裤）子，喂汤喂饭，被六（褥）天天被妈尿湿，来不及换洗，爸只好天天在床上铺三重旧报纸……妹妹，侬快快申请回上海吧，阿拉家眼看要家破人完（亡）了！……”
雪梅一阵眩晕，觉得天就要塌下来。人家都把父亲比做天，把母亲比做地。可是雪梅知道她家母亲绝对比父亲更重要。父亲干完活，回到家，除了吃饭睡觉，再跟左邻右舍杀两盘棋，他就没有多少家务好干了。母亲除了做工，还包揽了全部家务，烧菜做饭，洗洗刷刷，缝缝补补，用那双粗大勤劳的手，撑起一个穷困的家。现在怎么办？母亲什么活也不能做了，还要父亲哥哥端屎倒尿。雪梅是家里惟一的女孩子，却发落在远隔千里的枫树坪！
张亮和希声知道雪梅家里出了事，也都急坏了，陪着雪梅叹气掉泪。张亮、希声和雪梅住在一条弄堂里，从小认识雪梅母亲。那是一位多么善良、勤快的大妈呀！
“文革”前有一阵子“学雷锋”活动搞得热火朝天，张亮和希声的表现也都很自觉。雪梅妈每回拉着一板车煤球从弄堂里走过的时候，张亮和希声都会立马赶上去，助一臂之力，帮着大妈把那辆沉重的板车推回家。张亮和希声家里受到冲击，父母都进了“牛棚”，雪梅把张亮和希声领回家，总能吃上一顿热饭，睡上一宿好觉，领受那个年代人间少有的温暖。
第九章告别伤心地（2）
张亮说：“雪梅，你还发愣干啥？把你哥的信递上去，快快申请招工返城呀！”
“这、这……”雪梅觉得这事很难开口。她是上海知青队队长，刚下来的时候，当“扎根派”的口号喊得震天价响。后来看到不少知青招工招干走了，她虽然也想回城，还从未向组织说过要走的话。
希声也说：“雪梅，你把信给我，我去找春山爷！”
吴希声是大队会计，跟春山爷的关系非同一般。张亮也觉得这个主意不坏，催着雪梅快把家信交给希声。
雪梅抹着眼泪说：“我这一走，我们上海知青队就散伙了。”
张亮横眉立眼道：“嘿，都到这个地步了，还顾得了上海知青队？你还相信‘扎根农村，战天斗地’那一套？”
雪梅不说话了。事已至此，眼前只有这条路。
吴希声把蓝雪梅的家信交给春山爷，说了说情况，春山爷非常同情，满口答应了。但他说招工的事由公社掌握，大队没有指标，但有权推荐，他会立马向公社报告。
第二天，蓝雪梅这封沾满泪痕的家信，已经摊在刘福田的办公桌上。刘福田心里一动，引起高度重视，嗯，蓝雪梅家这么困难，又是我们的阶级姐妹，当然要关心的。我手头正好有个上海国棉厂的招工指标。但招工招干这类事十分敏感，必要的过场总是要走一走的，公社研究研究就马上办。春山爷很是感动，说刘主任，太谢谢你了，请你千万抓紧吧！唉，雪梅她妈躺在床上半死不活哩！刘福田说，放心，这事我比你更着急！
第三天，刘福田立即从公社赶回枫树坪，召集全大队知青开会。那个年代，农村七会八会多的是，知青们能躲则躲，能溜则溜，惟有涉及招工招干的会，都是每会必到，到必坐得整整齐齐，支棱起耳朵听得非常认真的。
刘福田讲了一通全国形势大好之后，才说到那一个招工名额。接着，交待了选拔程序：个人申请，大队推荐，公社审批，等等。最后，又要求大家发扬风格，去者高兴，留者安心，做工务农都是一样干革命么！
散会后，知青们懒懒散散、三三两两地走了，谁都不愿说话，情绪十分沮丧。等啊等啊，等来一个招工名额，摊在二十多人头上，能轮到谁呢？但是，毕竟有了二十几分之一的机会啊，谁心里不会一石激起千层浪！尽管人人都把这种内心的渴望掩饰着，知青楼的气氛还是显得异常沉重而紧张了。
从1969年春天下来插队，一晃，快过去八个年头。当年他们在知青楼前栽下的一排枫树苗，如今已长成撑天大树，难怪那些学生哥和学生妹要长成壮小伙大姑娘，而且也该谈婚论嫁、成家立业了，真让远方的父母愁白了头呀！因此，即使是百分之一的机会，知青们都会付出百分之百的努力。
一回宿舍，上海知青队三个人就关起门来筹划这件事。
张亮问道：“希声，春山爷那边你都疏通好了？”
希声说：“春山爷二话没说，一定会推荐雪梅的。”
一向总是以“吃苦在前，享受在后”的标准来要求自己的蓝雪梅，这回好像是占了大家的便宜似的，心里还七上八下地拿不定主意。雪梅说：“唉，这怎么好呀？要说困难，你们家也有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