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对痴心爱他的贾桂娥是个打击。那时慕绥新已经调到文艺宣传队，她生怕这位帅哥被别的姑娘抢走了，马上就神经了，疯了，寻死觅活，家长也找上门来施加压力。他只得跟她结了婚。
然后就有了两个女儿。过日子，忙工作。然后知识分子的春天就来了。包括慕绥新在内的16名大学生都受到重用，当了官。
那15名大学生像当初很快找工人结婚一样，又很快地全都离了，找到自认为档次较高的女性结了婚。慕绥新没有这么干，尽管贾桂娥在16个女人中排名并不靠前。
这么做是对了，还是错了？就算对了吧。但生活是一步一步走出来的，这次对了，并不能担保下次也对，不能担保你永远不迈错步。生活是很危险的。那种危险往往出现在你感觉不到危险，反而觉得很安全的时候。
那个年代生活困难，贾桂娥学会了理发，她给慕绥新理出很好看的发型，二人对着镜子笑。然而后来她借着丈夫的势力大把捞钱。你为什么让她借那个势力呢？回想起来很是懊悔。
“政绩市长”
他是一个不拘小节的人。他的着眼点全在事业上。别说家庭生活这些小事，许多做官从政的套数、规矩他也不讲，或者说不懂。那种让请求办事的人头疼的“研究研究”，在他这里很少出现。行就行，不行就不行，当场给你答复。有时坐在小车里接到一个请求办事人的电话，他立刻就回答可以办还是不可以办，如果可以办，他就马上写个条子，交给秘书去办。除了正式大会，讲话从来简短，枣核解板——没几句（锯）。他在按照自己的方式提高办事效率。
他对会议好像没有多少兴趣，连那种非常严肃、重要的市委常委会，他也毫不在乎，说不参加就不参加，迟到更是家常便饭，常常出现“书记常委等市长”的场面。这如果放在别的地方，可能就是个政治事件，因为关系到谁是领导核心的问题。但在沈阳，大家公认慕绥新是“党内个体户”，司空见惯，奈何他不得。
在书记、市长同时出席参加的重大活动中，他经常越过书记拍板表态。他思维超前，头脑敏捷，书记总比他慢半拍。但人家毕竟是书记，你不能这么办啊！
对下级那就更厉害了，稍不如意便大声训斥：“你他妈的想不想干了？”“不想干我收拾你！”他同意夏任凡提出的把无轨电车改成汽车的建议，便让一名干部去论证，那干部提出一些不同意见，他便说：“我让你论证改后的好处，不是让你论证不行，你他妈回去给我重新论证！”
他就是这么一个人。为了达到目的当然是工作目的，不讲究方法，不斟酌手段。对某项工作越是热衷，便越是勇猛向前，不顾细节。
他当选沈阳市长后，除了集体宣誓，还有一个自己的就职演说。他对记者回忆说：“这个就职演说是我自己打的草稿，没让任何人看过。核心的内容是，我衷心地希望沈阳人民能够骄傲起来，能为自己是沈阳人而感动、骄傲和自豪。这是我为政一期的一个重要的政治目标。”
他接着说：“我基本上像一部装甲车或一部坦克车，呼呼往前冲，不论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和问题我都无所畏惧，我都可以克服。很多在常人眼里根本不可能做到的事情，在我的手下已经变成了现实，就是因为把我放在沈阳市长这个位置上，我要实现我的抱负，我要完成对这个城市人民的庄严承诺。1998年我们做过一个测验，沈阳人民对政府的满意率达到94·7％。”
也许这个数字像其他许多数字一样不会十分准确，但说明慕绥新很在乎这个，很在乎自己的政绩。这就足够了。他以“政绩市长”自居，他把抱着联合国颁发的“人居奖”奖杯的神采飞扬的大照片挂在客厅里。他认为这是光荣的。光荣背后也许还有“政治野心”什么的。但确实没把捞钱作为一种目的而特别加以考虑并付诸实施，也是事实。
那么他没有捞钱吗？不是这个意思，只是说他主观上没有处心积虑地捞。他这个贪官，严格地说，在某种程度上又是一个不太自觉的贪官。
在某些地方，送红包已经成为一种风气。每到出国，住院，逢年过节，自会有大批红包送上来。顺着收了，显得很自然，很合群儿，团结友好，皆大欢喜。不收就要有些麻烦。所以一般都是收了。你没有看到这个地方闹出不收红包的风波，那就是不显山不露水地收了。
送的收的都感觉不到这是行贿受贿，只是想送点礼品，但不知道送什么好，拿着也不太方便，那就撂下点钱自己买吧。顺理成章，合情合理，让你没有理由不收下，不收下就太见外了，不收下就是一个不小的问题。
你怀疑我，不信任我？没把我当成自己人？我怎么这么倒霉！看来今后还得对他敬而远之，或者干脆投他个反对票！自己再改换门庭，投靠别的领导。
所以收下还是不收下，这绝不简单是个廉洁不廉洁的问题，而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一般的人都为了减少麻烦而收下了。这样做比较安全。
很奇怪吧？收了钱反而觉得安全，不收钱倒是有些麻烦。因为你没跟着风气走，你在反潮流，你是个异类。对你就要多加小心了，你就把关系搞坏了，你就团结不住人了，你就被无形地孤立了。
谁也不愿意冒这个风险。但收了钱，受了贿，风险不是更大吗？但他们可以寄希望于查不出来。就这么简单，你能都查出来吗？
有勇气拒收者，必须有大智能，能够把一切不正常的现象摆平。一向自信的慕绥新觉得在这方面智能还不够，他就把钱收下了。但他很不愿意这样做。
他说：“发生这么令人遗憾的蜕变，这是一个过程。这个过程有主客观的原因。如果只有客观条件，而没有主观原因，这个客观条件是发挥不了作用的；但仅有主观原因，而没有客观条件也不会发生得这么快。可以这样讲，许多人为不断满足自己的欲望，通过各种手段，特别是用钱，把我淹没掉了。”
他提出了一个“客观条件”。指什么呢？指送钱的风气，还是指整个体制和机制上的问题？也许两者皆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