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抗拒不了强大的客观条件，但他主观上又是一种怎样的表现呢？是积极主动有计划有目标地索取，还是既来之则收之，大大咧咧不当一回事？
他属于后者。他收了别人的钱了，但具体细节总是很马虎，比如谁送的，送多少，他向来不太在意，事后连看也不看，这比斤斤计较的贪官要“大度”得多。有人送给过老慕一张卡，办案人员问他，他说记不得了，让我想一想，噢，是给过一张卡，多少钱不知道，过年的时候扔给别人了。找到当事人，承认有此事，以为也就几千块钱，到商店买东西，一划卡，20万！
收受红包一般都在家里，1999年春节期间，他竟然坐在办公室里收钱。或许是为了早早把这件事应付过去，他很忙，他还有许多大事要办，他就把地点移到办公室，由秘书先约好时间，什么点可以给市长拜年。拜年的人进来没有几句话，放下红包就走。
市长时间很紧，拜年也要加快速度，尤其拜年的背后还有“那个”。所以听起来很滑稽，但他确实是这样，一面忙着收钱，一面忙着创造政绩。
“打慕保马”
无论如何他是收了别人的钱了，而且数额非常巨大。收钱的时候虽然不斤斤计较，但也嘎叭干脆，难怪有人说他，既能干事，也敢搂钱。
他做得一点也不隐蔽，好像根本就没把这当成一回事，没怎么往受贿的方面想（也许是不敢想，不愿想），而是一厢情愿地认为，这是人情往来，礼尚往来，没什么大不了的。
他不把开会当回事，同样他也不把学习当回事。为了遏制腐败，我们党制定了许多党规党法，一条一条说得非常清楚，告诉你应该怎样去做，不应该怎样去做，违犯了应该受到怎样的处罚，白纸黑字在那儿印着呢。但他没有看到，或者不屑于看到。他认为，搞这些都是虚的，没用。要搞，就动干的，来实的，闯出一番事业让大家看！别玩那些花拳绣腿。
他多次宣称：“党校的门我从来没进过。”言外之意，我现在不也干得挺好吗？通知全体党员干部观看《生死抉择》电影，进行警示教育，慕绥新接到通知后说：“不管他，明天市政府照常开会，谁也不许请假！”
结果他就吃了不懂党规党法的亏，没有看到收钱的严重后果。至于对妻子贾桂娥的放纵，那就更与此有关了。领导干部要管好家属子女，不允许他们在自己管辖的区域内经商办企业，这是中央所三令五申的，他却全当做了耳旁风。
现在他清醒了，明白了，对记者说道：“我没有严格按照党的规定来办事。”
他接着说：“把送钱这个事情，最初是当成礼尚往来的一种交往，看得比较简单，比较温和，是好事情，不是什么坏事情。”
至此我们看到，他不会保护自己。接受他人钱财，用职权给他人办事，这是一种受贿行为，是犯罪。他却认为“不是什么坏事”。可见他对这些问题没有认真考虑过，他全力以赴要干出点政绩来是真的。他只顾干，不会防。
因为他是一个成功者。
他在此之前的历史一直是一个成功者的历史。
他凭着一股闯劲干上来。那是改革开放初期，很需要他这种富有开拓创新精神的人。
他回忆这段经历时说：“毕业分配到企业里工作了15年，我有一个特点，工作比较投入，这是我引以为荣的吧。我要工作，我就全身心地去工作，一直到把工作干好。正因为这样，党组织很信任我。”
1982年提拔为三冶某公司代理党委书记，1984年调任海城县副县长，1985年提拔为海城市委副书记、市长，1987年出任鞍山市市长助理。
上边很欣赏他，他又干得好，便这样步步高升。他的短处被掩盖起来。短处是什么呢？很难说，但一贯地不拘小节应该算一个吧。
把他放在市长助理的位置上不是目的，目的是想让他当市长。市长要选举产生。这对他是个考验。
1988年，在鞍山市换届选举中，被辽宁省委确定为副市长候选人的慕绥新落选了。
但是，他还没有来得及接受这个打击和教训，就被提升为副厅级干部，安排当了省体改委副主任。于是这个打击和教训便不存在了。后又任劳动局局长、建设厅厅长。
但这还不是目的，这只是为当副省长做准备。1993年，辽宁省人大换届选举，作为副省长候选人的他却再次落选了，可仍被提拔为省长助理，后被任命为辽宁省副省长兼省政法委副书记。
这些有惊无险的“波折”，完全不能促使他对自己做一个很好的检讨和反省。两次落选是有原因的，如架子大，处理事情简单粗暴，调部队战士装修房子，更换高级轿车等。他看不到自己的短处，更谈不到吸取什么教训，反而错误地认为，只要能做出让领导看得见的“成绩”，就会受到重用。于是在今后的工作中，他更加狂妄自大，好大喜功，一个人说了算，以为只要有政绩，犯点小错误，也不会有太大的影响，照样装一佛，像一佛，升里能转，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