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恶狗只是低下头闻了一闻，然后，朝前一蹿，差点儿蹿到我身上，我感到一股动物的热气呼哧呼哧地朝我冲来。
“完了！”我绝望地想。正待闭上眼睛，突然，黑暗的道路上亮起了一束白花花的灯光——一辆破旧的公共汽车晃晃悠悠地开了过来。
“停车！”我拼足了劲儿，大步跨向道路中央，毛发飞张……
“嘎吱”一声巨响，汽车在我面前半米处刹住了。
这是一辆末班车。从哪儿来，到哪儿去，我全然不知。
车上空无一人。不，具体说，是有两个人。一个售票员，一个司机。
北京人就是大气，怪不得是皇城根下长大的，什么事情也别想让他们的眉毛动一动。
在我神情凄惶、衣冠不整、哆哆嗦嗦地“爬”上了车之后，售票员连嘴皮子都没有动一下，从鼻子里发出一个字：“票。”
“什，什么？”我惊魂未定，一时没有反应过来。
“买票！”售票员似乎埋怨我让她多说一个字，把票夹子摔得“砰砰”响。
“哦，票、票、票……”我反应过来，急忙掏出钱包。
一个小时后，这辆公共汽车停在了北京西客站的公共汽车站里。当我从车上下来，一抬头看到西客站那巨大的石英钟时，我竟然笑了。
一场闹剧，可怕的闹剧。
不过两个小时，我经历了生死交替。而此时，我也好像虚脱了一样，全身都瘫了。
拖着步子，我来到候车室。
虽然已经是凌晨，候车室里却灯火通明。打扑克的、泡面的、发呆的、拌嘴的、睡觉的……集天下所有姿态于一室，热闹非凡。
我踉踉跄跄歪靠在一把椅子上，拼命咽下即将迸出喉管的心脏。
“安全了，安全了。”我贪婪地看着四周肮脏、麻木的人群，觉得他们的脸前所未有的可亲可信。
候车室的角落里有一个ic电话。我看着看着，眼睛一热，不自觉地走了过去。
电话很脏，机身上贴满了医治花柳病的小广告。黑色的听筒上还粘有一摊类似鼻涕一样青黄色的可疑东西。
可我顾不得计较这些，飞快地把卡插入机身，然后劈劈啪啪一通狂摁……
终于，电话通了，“滴——滴——滴——”的声音拖得老长。
电话响着，但没有人接。这也难怪，毕竟已经一点多了。事实上，我也不想让他们接，我只是想听听“家”的声音。
正当我打算把电话挂掉的时候，突然，电话被接起了。“喂——”电话那头，爸爸迷迷糊糊的声音伴着电流声传了过来。
我咬着牙，一言不发，而眼睛里早已是热泪滚滚。
“喂，说话，说话啊！”爸爸有些不耐烦了，语气也重了。
我依旧不说话，只是一味地流泪。终于，我听到“咔嗒”一声，电话被挂断了。
我软弱地蹲下去，掩面痛哭。
没人注意到我。在这个人如蝼蚁的火车站，一切都显得那么正常。
待我哭够了后，我在垃圾堆里拣了几张破旧的报纸，然后学着农民兄弟的样子，将它们整齐地铺在水泥地上，然后头枕着自己的行李，背对着人群躺下去。
“床”很硬很冷，但我却感到前所未有的放松与安全。在这一刻，我为自己的“沦丧”、“不堪”羞耻而难过。但我的脑子已经接受不了过多的情感，不一会儿，我便枕着我的梦想、我的希望沉沉睡去……
清晨，我是被一阵巨大的“嚓嚓”声惊醒的。
我揉揉眼睛，刚一扭头，一根尖利的硬物直刺我眼。
“哎哟！”我吓坏了，急忙捂住脸。过了一会儿，待我从指头缝里眯起眼睛看时，才发现原来是一把特大号的扫帚，在我脸前扫来扫去。
虽然又羞又恼，但我却敢怒不敢言。只好一骨碌爬起来，胡乱把地上的报纸揉成一团，丢进附近垃圾筒，灰头土脸地快步离开。
（bsp;身后，那个胳膊上套了一个红袖箍的胖女人正在骂骂咧咧：“这些盲流们！吃、喝、拉、撒、睡！把西站当自个儿家了！”
我的脸“腾”地一下子红到耳根，但我咬咬牙，装作什么也没有听见。
早上八点多钟的北京，忙乱而令人紧张。汽车呼啸着来来往往，人们神情冷漠地从我身边匆匆而过。没有一个人会多看彼此一眼，这无疑是一个冰冷的城市。
已经三月了，春寒依然料峭。天灰蒙蒙的，城市的上空似乎挂了块灰旧的抹布，雾霭沉沉，一点儿也不讨人欢喜——不过听人说，这就是北京特色。
由于不熟悉路况，当我一路辗转到达北大时，已经近中午时分。
北方的春，一向喜欢姗姗来迟。此时，北大西门入口的垂柳才刚刚吐出嫩黄的芽儿，不过，这倒使得古色古香的门脸在悠悠荡荡的柳条中平添几分庄严与厚重。
不知道别的学生第一次见到北大时的心情，当我站在北大西门外，摸着那个八面威风的大石狮子，心中涌上的竟然是这么几句酸词：
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
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
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接着，我的眼睛莫名其妙地湿了。在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彷徨、恐惧、羞辱、惊吓、排斥之后，我最终还是毫发未损地站到了她面前，我简直不敢相信这一切都是真的。
然而，这的确就是真的。
我看到了北大的雕梁画栋；看到了放生池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