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打断我，说：“好了，跟你开个玩笑。大家一起共事也是一种缘分。”
“唉，对了，你还没说，你怎么知道我的事的呢。”我心想这可是他让我吐露真情的条件呀。
“以后我会告诉你的。”
听他这么说，我怎么觉得自己上当了。
六
一进我姐家，我就问我姐：“亭亭乖吗？”
我姐说：“还行，下午睡过一觉，正在看动画片呢。”
亭亭在房间里喊我。我刚想走过去，我姐就对我说：“你难得来一次，吃了饭再走吧。”
我边往房间走边说：“不了。沈永青没在家？”
我姐跟进来，说：“他出去打麻将了。”
金狱第一部分（18）
我一边收拾孩子的东西，一边对我姐说：“你可要看紧点儿他。”
我姐瞪大眼睛问我：“你什么意思？”
见我没再吱声，我姐又说：“你姐夫除了有点贪玩，没什么毛病，更不会有花心。”
我说：“注意点儿总没坏处。”
我姐生气地说：“是你了解他，还是我了解他？”说者无意，听者有心。她还真跟我急了。
我姐太爱沈永青了，根本容不得别人在她面前说沈永青半句不好的话。见我没再说什么，她扭头就出去了。收拾完孩子的东西，我领亭亭往外走时，我姐闻声从厨房里走出来，但她没再留我。
第二天晚上，我姐打来电话。她告诉我，昨夜里沈永青回来后大发脾气，说我都没把自己的丈夫看住，有什么资格说他。我姐从未见沈永青发过这么大的脾气，问我是不是得罪他了。我真想告诉她沈阳的事。可这事过去都快三年了，我现在再说，她还能信吗？别再给自己惹一身臊。话到嘴边，就是没能说出口。
这两年多，我对沈永青的冷淡，我姐不是没感觉到。有一次，她问我：“你怎么不爱理沈永青了？”我忙说：“没有啊。”她知道我在敷衍她。她爱沈永青，很在意我对沈永青的态度。好在我跟沈永青难得见一面，否则想瞒几年也不容易。哪知昨天我无意中的一句话，触动了沈永青敏感的神经，惹来一场不必要的烦恼，也让我姐更猜疑了。
礼拜二上午，焦主任来我办公室，让我明天去上海开会。
“开几天会呀？”我问他。
“通知上说开到星期五。这是会议通知，你收好。”焦主任一边说，一边递给我一个信封。
“还有谁去？”
“谢行长也去，但他先去贵州，今儿下午就走。星期四，他赶到上海跟你会合。”
“他去贵州干吗？”我脱口而出。
“你不知道吧？他长期资助两名失学儿童，多次带头给希望工程捐款。过去在总行，他就是公认的‘爱心大使’。总行在贵州建了所希望小学，吴行长让谢行长代他去参加学校落成典礼。”他说的吴行长是总行行长。我真没想到谢行长还这么有爱心。
我正为沈永青发火的事跟我姐较真呢，没想到还得求她周末替我接亭亭。亭亭下半年就要上中班了。她刚进幼儿园时，每次送她去，她都抱着我的腿不让我走，哭得声嘶力竭的。要是家里有人照看，我真就不想送了。现在她懂事多了，每次都是高高兴兴地去，开开心心地回来，还经常给我讲小朋友之间的事。“六一”和新年，幼儿园都搞活动演节目，每次都有她的份，不是跳舞就是唱歌。几首老师教的歌，她唱得还像模像样。她班上的赵老师跟我说，亭亭有艺术天赋，让我多培养培养她。我工作忙，一直没顾得上。过去在和平支行，还有个节假日，也从没让我姐接送过一次。自从回分行当了这么个副经理，已连续两个星期都没能和孩子在一起过周末了，就甭提孩子学才艺的事了。好在这次是跟谢行长一起出差，不然我真就不想去了。
我的两个姑姑都住在上海，可我一直没到过这座中国最大的都市。当我踏上这片土地时，斯景斯人斯物似曾相识。这种感觉，我还从未有过，真是说不清道不明。会议安排我们住在外白渡桥附近的一家星级宾馆。跟我同住一室的小陈是华南分行的，可她却是个地道的上海人。更让我没想到的是，她竟然还认识谢行长。
夜里熄灯后，见她没睡着，我问她：“你怎么会认识他呢？”
“我呀，我原来在总行呆过。”
“你是从总行下去的？”
“对呀。那时谢行长是计财部的副总。”
“他人怎么样？”
“领导要都成他那样就好喽。”
“你说他人好？”
“样样好，懂了吧。看来你这个同志，对你们领导很不了解嘛。”
“好了，别卖关子了，说说他怎么个好法？”
金狱第一部分（19）
“明天再跟你说吧，我困了。”
她吊足了我胃口，却想一睡了之，我当然不干，可话到嘴边，却没能说出来。毕竟跟她初相识。再说，怕问急了，让她起疑心。我心想，反正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明天晚上问她个底朝天也不迟。我正盘算着明天问她些什么问题，她就已经打上呼噜了。睡眠这么好的人，真让我羡慕不已。
第二天下午，开分组会议时，谢行长才来。他在我边上没坐多会儿，就又被人叫走了。晚上，华东分行在我们下榻的宾馆为各地来的与会者接风洗尘。直到宴会结束，他都没回来。小陈也没参加宴会。下午会一结束，她就溜回家了。我回房间后，刚打开电视机，门铃就响了。我心想，小陈回来得倒够早的，今晚可得跟她好好聊聊。
我一边开门，一边说：“你忘带……”见一位宾馆服务生站在门口，“钥匙”两个字，愣是被我咽了下去。他手里捧着一大把玫瑰花。
“小姐，您好。请问，您是陆小姐吗？”他对我说。
“我是。”
“这是一位客人让转交给您的。”他边说边把花递给我。
“谢谢。”我接过后说。
“不谢。”说完，他扭头就走了。我还没来得及问他是谁送的。
花里夹着一张小卡片，上面写着四个字：生日快乐。大上海，虽有1000多万人，可除了那两个很少来往的姑姑，再没别人认识我了，就更别说谁会知道明天是我的生日了。难道是谢行长？可卡片上歪七扭八的字，一看就不是他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