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哥挨打的那天晚上，我的气功老师来了。她是位中医医生，一位高干子女，父母家的房子，大得就像飘在空中――夹在楼层里――的小半条胡同。可在我的小屋里，她却说：
“这里充满了令人从容的自由气息。纵有广厦千间，容身不过八尺。”
她给我送来了许多她用过的气功书籍和外语录音带，无声地传授着给予和布施的课程，有声地教导着气功被俗化与宗教被神化的弊端，让我把头脑中的一切观念，统统、通通地抛掉，然后嘱咐道：
“我们都是过来人，就像我懂得如何离开男人一样，你也应懂得怎样放下女人。从现在开始，忘掉一切让你动心的姓名――真的假的，好的坏的，自己的，别人的；舍掉一切千丝万缕牵扯着灵肉的身影――胖瘦、高矮、美丑、黑白，证明生命！每天子夜打坐两个小时；日常生活，一切从简，对任何事都不要动心――这是你必须付出的代价！在现在这个令人伤心的时刻，对于敏感、多情的你来说，正是时候。该会友会友，该做事做事；眼如明镜，心如冷灰；心似明镜，眼如墙壁，让精神融解物质。三个月之后，请你尝尝自己的气质变化！……”
后天，她就要出国了，到58年、狗年、“大跃进”起始年出生的许多人所取的、被寄予厚望的名字――超英、赶美――中所包含的国度去，不知何时才能回来。让我“若有所得后，也要对国外动一下心，就当是逛公园儿……”
出国――逛公园？！我第一天下课，就没听老师的话。真是莫大的幽默、滑稽、讽刺？
九哥半夜搬弄行军床的声响，把睡在我床上的文文惊醒了――他们夫妻把他托付给了小兵的母亲，可他哭着要爹找娘，闹得老人没办法，所以送到我这儿来了。如果九嫂过来抱孩子的时候，不曾叨唠一句”打死他完了――至于吗这儿？”我是不会放下手中的书，到其房中看他的。
赌博罚款，错有应得，只能赖集体运气不佳，再心疼也没用。可我没想到，它还会跟打联系上“瓜涝”――倒霉的瓜葛。
如果我不将房子借给九哥，他能逃过这顿打吗？也许，他躲在农村的西瓜地里不回来，倒有可能躲过这场灵肉劫难吧？
80年翻建的公房，北侧的后面留了条排水的窄夹道，让后山墙终于开启了通风换气的窗户；可前面没了半个院子，将两间能住人的小屋，变成了正儿八经的厨房；而扩大后的正房也只有12平米多一点的使用面积。一套组合柜，依靠着东面的主墙壁，隔着所余不多的空间，面对着一张双人床和一套五件套的直背转角沙发，能支放两张半折叠方桌的剩地，现在却呈南北向挤靠着沙发，架起了一张行军床。
明亮的日光灯管的光芒，从房顶中央偏南的空中闪射着冷淡的静光，将九哥那张没有血色的脸，映照得腊黄、苍白。一向梳理得漂亮的“菊花顶”发型，变得蓬乱失态。他头北脚南面倾西，盖着一床厚棉被。我走近他，在孩子不知是因饿还是渴而发出的哭闹声中，凝视着他那张变得惨白的脸。他没有睁眼，只是鼻翼在微微抖动，喉结上下一滚，泪水便从他的左眼角里钻了出来，越过印堂穴下的鼻山，向着西边滚去――那边是“中南海”。
我如同一个因职业环境而变得冷漠无情的法医，伸出了与己无关痛痒的手臂，撩起了他胸前的被头，只见白色的衬衫上，有几个清晰、交叠的鞋印。
“你骂他们来的？”我就像个自作聪明的傻瓜，推理判断着他因拒交罚款而同民警同志发生的冲突和导致的恶果。
他鼻翼翕颤得更剧烈了，紧闭的双唇开启，口鼻喷出了一股冤气，泪如泉涌。他轻轻地摇了一下头，让我陷进了迷惑的沼泽。思绪猛然间飞掠过时空，仿佛觉得他在怀念、报答“天堂河”的乐园生活之礼遇；只是他比那时要瘦多了。
“行啦！哭，哭，你爸爸都快死了，还这儿哭呢！”九嫂吼斥着文文，扭头冲我怯声地说：“他没跟我们在一块儿，被带后院儿去了。”
“不是玩儿牌的事儿。”九哥嗡声嗡气地嘟囔了一句。
“您还能有什么事儿――见人就躲的主儿？”我纳闷地幽默着感叹，想让他变得轻松一些。
“打了我一节课……仨人儿，五根儿电棍…..”九哥终于把头转向了我，微睁开溢漫泪水的双眼，颤抖着双唇，悲声惨调地泣诉：“问我……问我，那天，砍没砍军车？……我上哪儿砍他妈军车去呀？！……”
“寒烟浮水！”――我脑子里突然想起了表弟合理抗争、自找苦吃、受刑挨打的事，却猛然发现九哥这点儿小巫见大巫的苦头儿，竟然比他还冤、还痛！
“把灯……帮我拉喽吧，想睡死过去……”九哥闭上眼，把泪水挤出了睫堤，将头重又扭向了西边。
过去――睡得死吗？！
我没有听他的话，而是极其残忍地伸出了双手。心中回响着那个我已无力钦佩的伟人的声音――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面对血淋淋的现实！
我像在刑场上为被执行完枪决的死囚验身似的，眨眨眼，让些微模糊的目光变得清爽，以便去扫描惨浓冤深的证据――撩开被子，解开纽扣，目击那比自己起伏得要快的胸膛上的红肿青淤，比“中南海”平静的水面“海拔”要高的皮肉丘陵!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
我咬着嘴唇背《四书》中的善语慈言，让它们掩盖住“为人民服务”的记忆给自己带来的绝望，让泪水把眼前的真实变成幻影。我终于没有残忍到让他脱下衣服，翻身解放裸身坦呈，而是将其衣被复原，想着老师的话，阻挡着忿怒的狂飙劫掠我对“中南海”残留的眷恋、崇敬和爱戴。
我想起了因口祸招打的雷弟，想着因一瓶涂改液遭难的表弟，想着九哥当过“佛爷”的罪孽，让心变成冷灰――报应！报应！！我耳畔仿佛回响起小兵的声音，说服自己，这一切都是必然的，否则呀，否则，它为什么会发生？又为什么都发生在他们的头上，而与我无缘呢？
可是啊，可是。没用，没用！我无法说服自己的理智去接受――九哥这顿打，挨得有理！
我又想起了那位一个多月前幸运逃脱的小姑娘，如同幸存者为战场上牺牲的战友抚闭双眼似的，把九哥脸上的泪水和鼻涕抹到手上，对九嫂说了句“您收拾完喽拉灯吧！”便转身出门。想给他拧一把热毛巾，擦净脸，可又怕招他难受。
我关上屋门，走下门前的水泥台阶，拉开他西面厨房的旧木门，想穿过后门去夹道中爆发泪崩！那扇同样破旧的后门，向内倾斜着微敞，上面的合叶只留下一颗螺丝钉固定着门框，下面的已经与门框脱离了。
我把门用力推开，让这层脆弱、虚伪的安全皮撕破喽吧！“让这黑暗的宇宙爆炸了吧！”我心里冲出了郭沫若的话剧《屈原》里{雷电颂}的声音。“我甘愿殉葬！”
这还像人民的共和国吗？我们还算人民吗？！我在心中发问，怒吼！每一声呐喊都能招出新的联想的风浪。
连“羊吃人”运动中的护国暴君克伦威尔都知道――让少数人致富不符合共和制原则！中国人已经够能忍的了，还要干什么？连他妈当顺民的夹缝都不给留了吗
心，说不出的痛――党和人民犹如孤儿寡母，一墙之隔，天渊之遥！中国，您怎么啦？怎么啦？！有多少你骨髓里的虫子在为你念“拆‘内’咒”？
他们哪里来的胆子？谁教导他们养成的恶习？！
一次次攥拳，一回回捶墙，一句申冤到底的话在脑子里震响，轰鸣：
“如果冤案得不到昭雪，枉法者得不到惩办，有一天，会有那么一天，我要让‘中南海’张嘴――‘海牙’见！”
这是狂人说梦吗？！这是永恒的轻诺寡信吧？
我没有给老师放表弟的录音，并非是怕泄露自己丝毫没有自卑感的平民痛根，而是不想破坏她的心境；不想让她回家后，向那位白发苍苍的老父亲，共和国法律界的“太岁{老师相对我这位半拉同行而言的戏称}”转述民间的悲情，侵扰他恢复精力的休歇，甚至会因不良信息威胁他的身心健康。即便说了，又能怎么样？他会相信吗？相信了又能怎么招？中南海门外下跪的外地上访者，难道见得还少吗？难道告状还要走后门吗？
我双手拍打着崭新的海墙，将额头顶在砖间浅而齐整的水泥勾缝里，让疼痛帮自己制怒。这身姿令我想起了入团时举臂宣誓的情景，突然觉得，自己被这个世界欺骗得遍体鳞伤，心力交瘁。可那轮信念的太阳却依旧在心田上照耀，不甘沉沦。脑子里出现了此时此刻可能正在打坐的老师的模样，出现了派出所的地下室中可能还在上演的枉法恶剧；想着国家领导人的洗牌更迭是否合法，想着人民共和国宪法的尊严，想着那些已经告别了人世的学生、士兵和市民，不住地自问――活着的人们如何摆脱悲剧怪圈儿的禁锢与纠缠？
我的眼前仿佛又浮现出清华大学那位中年教授的身影，耳畔回响着他的声音。
那是1989年5月17号早晨5点钟，我送一位画家去北京站回来的路上。当骑车路经天安门广场的时候，我发现人民英雄念碑前聚集着一大片人。我忍不住向那里骑了过去。等到了纪念碑前的时候，人群分成了三个圆圈。每一圈里都有一位男士在演讲。我在离纪念碑最近的那个人圈外停住车，将车支好后，我像其他听众那样坐到地上，聆听他的声音。有许多话我至今都难以忘怀：
“亲爱的同胞们，我们究竟有什么委屈和冤屈，要在深夜里跑到人民英雄纪念碑前来哭诉，吵得我们无数先烈的英灵不得安宁？改革已经进行了快11个年头了。作为清华大学的一名教授，为了搞社会调研，我走访了全国的许多地方，尤其是革命老区。那里的许多支援过革命的家庭，至今仍然生活在饥寒交迫之中。有的一家五口人，只有一床被子，两件衣服，一条裤子。一个人外出，其他人就得在家里盖着被子，等他回来以后，才能穿上裤子出门。地球上有多少面积是水，中国有多少人口是农民？我痛心疾首地举这个例子，是要说明，我们国家现在执行的双轨制和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是否出现了严重的失误？”
他哽咽了，停顿了一会儿。人们为他鼓掌。他带着一副黑色的宽边眼镜。脸庞方正。人微微有些发福。我掏出笔和效率手册，借着天光开始记录他的讲话。
“在东南沿海特区不断扩大着和内地的经济差距的时候，我们国家的西北部和其他严重落后的地区，是否也需要政府的关注和政策的扶持，进行有益健康的发展尝试呢？双轨道导致了什么？不过是让有权有势的人，冠冕堂皇地投机倒把，不创造任何社会财富，不给国家增加健康的税收；只是在一些有条件的人物之间进行着权钱交易，玷污着先烈的英灵，谋求着血统遗传的、违法的、人情关系红利，为贪污腐败添砖加瓦，为国家的法制建设挖凿蚁穴，让党和人民的血肉联系伤筋动骨，伤风失血……”掌声打断了他的演讲。
“我今天大胆负责地对同胞们说，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绝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立国原则！这是违反共和国宪法精神的枉法习性的冲动，是我们的领导集体或个别当家作主的人，政治智慧枯竭的征兆！”一片掌声打断了他斩钉截铁的声音。
“不是我危言耸听。当双轨制和这种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实用主义、投机取巧的、涣散人心的政策，一旦渗透到各种行业，尤其是政府职能部门和国家的顶梁柱――军队里面的话，有条件和关系能致富的，与没有关系或政策眼睁睁地看着别人致富的，渐渐的就会摩擦出心理和权利失衡的火星。大家不会忘记毛主席的话吧？对――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它轻，可挑起以省和军区为单元的战乱；它重，则能够造成国家的分裂！人无远虑，必有近忧！”
掌声。此起彼伏的掌声，从这边响到那一边。
“今天上午，苏联国家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将来中国访问。我建议大家看看他的《改革与新思维》这本书。我不得不说58大于85！……请大家安静。我非常承认老而弥坚的革命经验，和大刀阔斧、敢作敢当的革命魄力；可这不单单是个年龄的问题，而是思想观念和政治智商的问题！为了不让我们再来吵扰无数先烈的英灵，我们要拿出行动，让我们多灾多难、至今依然一穷二白的国家，从上到下地进行一场共同富裕的、真正健康的改革，进行一次能让整个中华民族团结一心、脱胎换骨的伟大长征！让每一个人、每一位共和国的公民，都能拥有一条从精神到物质的、平等发展的起跑前。让每一个发自心底的、心悦诚服的笑脸，像美丽的花朵一样，装点我们伟大祖国的壮丽河山，来告慰缔造共和国的无数先烈们的鲜血和亡灵……”雷鸣般的掌声。
旁边的演讲也在进行中，还伴着“我们支持你！”“说得对。讲得好”等口号和叫好声。
“天亮了。这就是我，一颗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赤胆忠心，一位不敢忘却党和人民养育之恩的人民教师的白日梦！”他哭了。
在掌声中，我留下了怎么忍都忍不住的泪水。我不知道这些变成文字的声音，会不会又象我在十三年前的清明节所抄录的、悼念总理的诗歌那样，成为新的反动言论；也不知道他们真的行动起来，会做出什么样的事情。但有一条是明确的：他是爱国爱民、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和人民的教师。让我吃惊的是，那个85所说的应该是年龄，是邓小平先生的吧？毛泽东去世时只有83岁。为新的伟人的长寿高兴祝福之余，又无可奈何地思考着，无法逃避的未来国家领导接班人的英明与迂腐。
天安门今天有外事活动。接待外宾，检阅三军仪仗队，可能还要礼炮，为与曾经的“苏联老大哥”和“苏修”的关系缓和，和两党阔别多年的第二次握手。他们这些演讲者与听众在这里，会不会与净场的公安武警发生冲突呢？
不知道是劳累了一天一宿，还是受了精神刺激，我的脊背一阵阵的泛冷发酸。我收起笔和本，恋恋不舍地骑车返家。在路过国旗圣坛的时候，我脑子里不由想起了国歌的旋律，只是歌词却变成了儿时胡同里传唱的、昭示着一穷二白的补丁语言：“陡觅搜的裤子，露脚丫的袜子，趿拉板儿的鞋！”后面是什么，我全忘了。好像只记得有这几句歌词，当我学唱它的时候，根本不知道那是国歌，至今也闹不懂“陡觅搜”的裤子是什么意思。“1，3，5”难道会是裤腿由窄到宽的尺码？还是裤线曲里拐弯的意思？露脚丫的袜子肯定是破旧的意思。现在想想，那里有年轻共和国一穷二白的寒酸，也有子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贫的豪迈；或许，也难免有无可奈何的自嘲和洒脱？
现在，我们还穷吗？我们已经有了两弹一星啊！可我们何时才能拥有让全民族万众一心的“和悟器”或“和舞器”呢？
当天晚上从新闻联播里得知，迎宾活动没在天安门广场举行。这是政府为了政治脸面所作的一次无奈的忍让和躲闪吗？
当记者问戈氏如何看待中国大学生和政府之间的非正常对话模式时，他很理性地回答：苏联也有许多问题，他现在也给不出答案。
1989年6月2号下午，我去南城琉璃厂的荣宝斋看一位编辑的画作。当从新街口骑车来到南长街口外，等红灯变绿灯的时候，只见人民大会堂背面――西侧北边栅栏门外――的便道上飘起一股黑烟。一大片人群遮挡住了烟源火点。一曲嘹亮、整齐、严肃的男生合唱传了过来，那是《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当我骑车过了马路，踩着脚蹬子直起身来，才看见人群围挡着的，是一辆四轮朝天而卧的墨绿色军用敞篷吉普车。从残存的车门油漆看，那是一辆比较新的车。在人群西南侧的马路牙子下面，一大群学生和市民，围着几十名头戴钢盔席地而坐的军人。原来是他们在唱歌。他们背东面西而坐，呈南北向延展成绿色的狭长方阵，从东到西有一共有五排人，就象五条整齐的绿化树。他们双腿交叉，两手或握拳或松弛地放在腹前或大腿上，脖子上缠着白色的毛巾。虽然他们系着腰带，但是腰带上没有别着手枪袋。在他们的歌声中，围观的人群中传来或高或低的议论和问话。
低声的议论里，有的在说刚才有一位穿白衬衣的便衣，腰里藏着报话机，被群众发现后追着跑进了大会堂的栅栏门，愤怒的人群要冲进去抓他，被学生纠察队的成员给拦住了；于是人们把从大会堂后面出来的武警给拦住了，将领队的指挥车给掀翻点燃了。结论是：密探藏在人群里打探情报，看准时机，呼叫藏在大会堂里面的武警或军队出来戒严，或是包围广场。
高声的则是市民在冲身前腿边的战士喊话：“你们是谁的军队？是谁养活着你们？你们应该向着谁？”当军人的歌声停止的时候，一位头上缠着白色布条[上面写着红色的字：学自联纠察队]的学生，站在绿色方阵的南边，手举着小电池喇叭，嗓子有些发哑地高声喊话：
“市民同志们，请大家一定要保持理智。让我们一起同我们最可爱的人民子弟兵对歌。希望他们不要变成，为极少数人服务的工具。子弟兵兄弟们，你们是人民的军队；人民军队爱就应该热爱人民。下面，请市民朋友门和我们一起唱：‘军队和老百姓，咱们是一家人！’”歌声响起，虽然没有士兵们唱得整齐，但声音却比他们的响亮和有士气。
当歌声停止的时候，人群里爆发出热烈的掌声。掌声渐渐稀落以后，一位军人清了清嗓子，高声地唱出了一句“大海航行靠舵手――”然后大声地喊了一句：“预备唱！”军人们嘹亮的歌声响起。围观的学生和市民静静地听着。当唱到“干革命靠的是毛泽东思想”的时候，有市民大声地喊道：“毛主席说：‘要文斗，不要武斗’！”人群里马上传来附和声。举着喇叭的学生劝市民们安静下来。
军人唱完了。小喇叭传出声音：“毛主席在纪念张思德同志的文章里说，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的。我要问问亲爱的子弟兵们，我们的革命目标是什么？”军人们没有回答。短暂的静默后，他高声地说：“如果你们不知道，或是忘记了，那我告诉你们――保家卫国，为人民服务！”
掌声打断了他的声音。他情绪激昂地哑着嗓子喊：“下面，请大家一起和我唱：‘一条大河波浪宽！好不好？’”
一片喊好声过后，和缓抒情的歌声响起，减少了尴尬对峙的紧张氛围。我情不自禁地跟着唱了几句，抬腕看表，所剩的赴约时间有限，赶紧从人群外围向南骑去。当歌曲唱到“朋友来了，有美酒，若是那豺狼来了，迎接它的有猎枪”时，身后传来了掌声和叫好声。
在这种特定的环境中，听着“这是伟大的祖国，生我养我的地方”的歌声和欢呼声的交响，想着美酒和猎枪，我不知道军人和市民与学生会怎么想：我们啊，我们，到底谁是“朋友”，谁又是“豺狼”呢？
学生和市民的猎枪是什么？理性的声音和群情激愤的声援。军队的美酒是上战场前的壮行酒，和凯旋归来的庆功酒；他们要拿到枪，简直是太容易了，只要一声令下，他们就像学生拿起书本一样轻松和熟悉。可他们要打的豺狼是谁？有吗？
记忆的画面在眼前飞快地掠过。我脑海里翻江倒海地涌荡着愤慨和悲哀的思虑和情绪。军队和老百姓，从今往后就不是一家人了吗？他们终将变成美丽的童话和传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