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我的工作大计，为了这个不争气的孙女能有个安稳的未来，万不得已，爷爷抹下老脸，向夏志伟开了口。夏志秉承了他父亲某种性格，对爷爷相当尊重和客气，起码在这件事很是仗义，当初爷爷只往他那里跑了一趟，几乎没费什么周折，他运作一番，就把一个就业指标弄出来。
夏志伟认为，以我的性格不适合做与旅客周旋的工作，恰逢机场安检科一名工作人员换了个岗位，腾出一个空缺，他便见缝插针把我塞了进去。
我在安检科上班，却不是安全检查员。我是卖票员，但不卖飞机票。我卖的是机场建设费。那份工作异常简单，因为简单而呆板、机械。我每天坐在透明玻璃和蓝色木柜组成的柜台里，仰着一张小脸，向乘坐飞机的客人出售票据。
爷爷告诫我：这是最后一次，如果再干不好，就不用进家门，滚出去另谋生路，饿死了没人同情。我也知道，如果我另谋出路，夏志伟求之不得。因为我这种纯粹的人情包袱，是夏志伟最头痛的对象。要不然把这个名额省出来，起码可以解决一名职工子弟。不过像我这种既无特长又没出息的女孩子，上哪儿另谋出路？爷爷说：你爸在教育战线奋战了一辈子，熬过一次次职称考试熬成了中教高级，月工资也就二百多元，你什么都不是，到机场这么好的单位，试用期就一百一十块，试用一满就翻番，你还有什么不满足？
是啊，我是个让家人一度失望的孩子，好不容易得到这个工作机会，还有什么理由让家人继续失望？所以只有好好干，把工作做好，把自己养好。我的目标很明确：成为一名优秀的机场工作人员。像那些服务明星一样，照片被放大了贴在光荣栏里，同事们每天从照片前经过，那会是什么滋味呢？至少，我爷爷会很欣慰。
所以在工作时间内，我的小脸上总是微笑弥漫。我想，尽力让每一位从柜台前经过的“上帝”都能如沐春风，感受到舒适和温馨。
每天我穿着板正的藏蓝色制服，端坐在候机大楼的柜台里，递票，收钱，唯一的技术活儿就是把可疑的钞票放在验钞灯下照一下。那时我们没有验钞机，小机场，航班不多，但每天也有万多元的流水，想不通财务为什么不肯配置一台验钞机来。想必像手电筒一样的验钞灯，从节约成本的角度出发，要实惠得多吧。每次航班结束，我都要和我的搭档史青仔细对账，与安检人员核对航班人次，当天共接了几次航班，应卖出多少张票，我天生是一块算小账的材料，成千上万的现金从手里经过，账目清清楚楚，一丝不苟。如果发现有人没有购买建设费而过了安检，又没收到安检入口检票员的相关证明，我会千方百计查找原因，并在当天日志上认真记录。如果是晚上的航班，财务已经下班，我按规定把现金放进安检科办公室的保险柜，小心地加密锁好，从来不敢违犯制度把钱带回宿舍。没多久，我的敬业便在部门里出了名，安检科长刘传奇还在会上表扬我。
说实话，对于这份工作，我内心里并不十分喜爱，它与理想相距太远。可也不算十分讨厌，毕竟每天与金钱打交道，看着大把大把的钞票从手指下流来流去，也算得上一件愉快的事。
那个春天，我的脸蛋总是红扑扑的，眼睛黑漆漆的，不上班的傍晚，我喜欢穿一件浅紫色毛线衫，深紫色棉布长裙，脚踏白色的平跟鞋，腕上的景泰蓝细镯子叮叮当当响着，肩上乌黑的长发飘飘扬扬，踏着音乐一样的节奏在机场的小路上走来走去。有时候我觉得心情随时都要飞扬，可飞来飞去怎么也飞不到蓝天上去。那时的我，就那样简单地生活着，老实地工作着，天真地快乐着，又总是隐隐期待着什么，渴望着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