爸爸做了手擀面，爸爸给我煮了绿豆粥，我们慢慢地吃着，一边分析前因后果。爸爸问：“坐飞机的都是些什么人？”我说：“都是上帝。”爸爸说：“不要幻想每一位上帝都通情达理高素质，跟这些人讲话，得注意态度和措辞。”我辩解：“我没说什么过分的话，是那人实在太过分了。”爸爸说：“所以你得站高一个台阶，用不着生气，不值。”我说：“爸，你一天到晚在课堂上讲课还没够？”爸爸笑了笑：“行了，如今你参加工作了，是大人了，我说多了你就烦。但无论如何记着爸爸一句老话，为人处世，多设身处地替别人想想，这也是件武器，很有效，多试试就知道了。”
我抬起头，与爸爸相视而笑。
爷爷带着我，又一次拎着土特产出发了。
从“理解爷爷”的角度来讲，我知道我非常不孝。小时候我喜欢画画，在爸爸的支持下，特意跟一位老师学过两年。我最擅长用碳素铅笔临摹暖水瓶、茶壶盖和各种姿态的帅男靓女，爸爸夸我有天分，希望我将来成为画家，可我最终连最普通的美术学院都没考上。爷爷断定画画不务正业，强制送我自费学医，一心想让我继承他的衣钵成为一名优秀的儿科医生，可我一看见白大褂就头晕脑胀，一看见又细又长的注射针头就双手哆嗦，浑身恐惧，宁死不愿进医院，结果也没当成医生。待业那阵我还曾幻想做时装设计师，看了几本时装画报后，夜深人静躺在床上睁着两眼打时装腹稿，天一亮就将两块旧纱巾拼在一块，裁剪后踩着缝纫机做了一个无袖小衫，还在下摆处坠了一圈从窗帘上拆下来的流苏，然后得意洋洋穿出去晃悠，结果被爷爷看见，劈头盖脸好一通臭骂，勒令我赶快将这伤风败俗的破烂脱掉。我的信心大受打击，时装设计师的梦就这样夭折。我也曾在人才交流中心东张西望，千百度苦苦寻觅，但学历证书确实拿不出手，尤其那个愚蠢的专业，让我四处碰壁，灰心丧气。我甚至跑去过劳动力市场，可那里并不需要我这种肩不能扛手不能抬的货色。爷爷为了让我这个“废物”有一个安稳的未来，不得不放下脸面低三下四去求他的老战友。而我，也只有硬着头皮厚着脸皮接受“命运”的安排。
航站站长夏志伟再次给我开了后门。
夏志伟的父亲夏根生当年和我的爷爷在国民党的部队上当卫生员，一起抬过三年死人。三年后爷爷因为医术精湛，从卫生队脱颖而出，成为正式编制的国民党军医。有一年夏天，夏根生和一批卫生员相继感染了一种怪病，被正在行军的部队视为累赘，打算秘密把他们埋掉。爷爷获知消息后，感念和夏根生一起抬死人的情义和同乡情谊，偷偷从病号房里将奄奄一息的夏根生扛了出来，扛了十多里，藏到一个远离部队的山洞里，悄悄给他治病。后来部队发现我爷爷偷了国民党的进口药品，派人要杀掉爷爷，爷爷索性隐姓埋名，带着夏根生逃到南京去了。当年与夏根生一起感染怪病的队友，没有病死的，也全给埋掉了。爷爷用一些奇怪的土方子，自己采药熬成药丸，让夏根生连续服用半年，竟一天天好了起来，最终竟然痊愈。后来战乱中，两个人又走散了。从那时起，夏根生对爷爷念念不忘，想方设法寻找当年的救命恩人，终于在十多年后恢复联系，那时两个人都已回到老家。夏根生在玉阳城，爷爷在天镜县，两个人从此通信不断，交往至深。爷爷行医为生，医术精湛且一生耿直为人，遇到多大的困难，只要能自己捱过去的，绝不会轻易开口求人。几年前夏根生去世，死前叮嘱儿子夏志伟：我一生没有负过任何人，惟有对颜振田（我爷爷），我欠了人家一条命，这个情儿，我这辈子是还不上了。